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是浪漫主义时期“湖畔派”诗人的代表人物，也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思想家和神学家。其中“想象”理论作为柯尔律治诗歌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蕴含着深厚的哲学与神学意涵,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自17世纪以来，随着理性主义的全面统治和经验哲学的兴起，想象在诗学、哲学与神学中的地位日益衰落。康德的“想象”学说虽然肯定了人的心灵具有先验能力，并非一块被动的“白板”，但本质上仍将想象视为一种纯粹的认知能力。而对想象的艺术和宗教功能的关注则促使柯尔律治回归古典与中世纪传统，以重新定义想象理论。
　　柏拉图的“迷狂说”与“回忆说”为柯尔律治的“天才论”提供了一种心智成长的想象模式，心灵的潜在能力由此得以激发。想象就此成为一种具有独创性和自足性的心智能力,使“天才”得以探知最高真理，构建新的有机整体。其次，普罗提诺的“太一论”弥合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促使柯尔律治将想象视为一种统一的心智能力。普罗提诺对想象的双重划分，更是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动态互动提供了可能性。柯尔律治进而将想象分为“第一想象”与“第二想象”，二者皆具重塑融合之力，统摄各种心智能力，使得信仰成为可能。最后，但丁融合诗歌与教义的主张，则塑造了柯尔律治对想象与神圣启示关系的认识。但丁在《炼狱篇》中通过对朝圣者三个梦境的隐喻描述，将宗教启示纳入诗歌想象的范畴，彰显了基督教语境下启示性想象的本质。柯尔律治进一步指出，想象究其根本是信仰的行为，其目的在于模仿存在的更高本质，使人得以在有限的思维内复现无限的神圣事实。
　　同时，柯尔律治亦在诗歌中践行了自己的想象观。《忽必烈汗》佐证了绝对天才所具有的独创性和自足性乃是诗歌创作的神圣源泉，在此基础之上，想象发挥其统一对立的融合力量，使诗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古舟子咏》则融合了宗教启示与想象两大主题，关联宗教信仰言说想象，体现了柯尔律治以诗歌传达神性启示的主张，凸显了想象的神圣意涵。
　　柯尔律治的想象理论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与中世纪传统，极大地拓宽了想象的范畴，使想象得以摆脱经验主义的束缚，一方面使得有限的人类得以参与到超验的事实中去，另一方面也使得神圣的言说在诗性的语言中得以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