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作为政府的重要政策工具,在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5年,出于经济形势考虑,中国选择实行“有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目标。202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国家抗击疫情、风险防控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财政地位提升的同时,我国各类财政风险也在逐渐凸显。为了防范化解各类公共风险,从而降低系统性公共风险、避免全局性公共危机、维持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适时适度地主动扩大财政风险是有必要的。然而,在财政风险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将爆发财政危机甚至引发公共危机,反而危及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在财政新常态的背景下,为了化解公共危机需要适当扩大财政风险,又要防止财政风险累积造成公共危机,这对财政风险指数的构建提出了现实需求。本研究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将研究视角锁定在2010-2020年这十年间中国财政风险的变动情况,探究中国财政风险形成机理,对中国财政运行风险问题进行了解构,摆脱财政风险矩阵的框架,在新的研究视角下,结合了宏观经济理论与CRITIC方法,选取并构建了包括财政状态指标、财政结构指标、经济金融指标、社会稳定指标四个一级指标在内的中国财政风险指标体系。本研究进一步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对各二级指标风险区间进行划分,结合实证数据计算得到各二级指标风险评分,运用CRITIC方法计算各二级指标在一级指标中所占客观权重,计算得到各一级指标风险评分,并再次运用CRITIC方法计算各一级指标在中国财政风险指数中所占客观权重,计算得到中国财政风险指数评分,从而对我国财政总体风险状况与各子系统的风险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与评估,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有效防范并化解财政风险,保证财政政策以及财政稳健可持续地运行。另外,本研究以股票市场与房地产行业为例,从相关行业指标出发,结合经济理论的规范性分析结论,计算相关行业指标与中国财政风险指数的相关系数,并采用岭回归方程进行每一个相关行业指标对一揽子中国财政风险指数二级指标的统计建模,从而量化研究中国财政风险指数二级指标对每一个相关行业指标的影响与冲击,从而指出本文构建的中国财政风险指数对相关行业的指导作用。研究结论表明,2011-2014年,我国财政风险指数评分基本处于“轻警”状态,财政运行相对平稳。2015年,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我国选择实行“有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现实中表现为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与减收政策,我国财政风险指数评分出现骤升,接近“轻警”区间上限值。2015年我国财政风险指数评分的突然上升主要受到财政状态指标的影响,财政状态指标风险评分在中国财政风险指数中所占权重较高,因此其2015年的巨幅提升造成了财政风险指数风险评分的骤升,其他三项一级指标风险评分未出现大幅波动。2016-2017年,我国财政风险指数评分运行相对稳定,各一级指标风险评分未出现大幅波动。2018-2020年,中美贸易摩擦、人口老龄化、政府进一步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扩大了财政收支缺口与不确定性,财政风险指数风险评分呈现上升趋势,财政状态指标、财政结构指标、经济金融指标、社会稳定指标风险评分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财政状态指标与经济金融指标风险评分均于2020年第1季度突破“轻警”,进入“中警”状态。中国财政风险指数评分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突破“轻警”,进入“中警”状态。其中,财政状态指标与经济金融指标风险评分受此次疫情影响较大,均于2020年第1季度突破“轻警”,进入“中警”状态。总体来看,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分别从国内外两个层面对我国财政运行造成冲击。在国内层面,疫情期间的消费、投资等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各类企业产能与纳税能力的下降,进而导致我国财政收入减少,然而各类财政补贴的增加进一步扩大了财政缺口。在国际层面,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我国同样更多地承担了国际责任。与此同时,与我国经贸联系紧密的国家产业受到疫情冲击,进而对我国经济与财政运行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