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伴随着殷周之际社会形态的变革,西周文明在中华文明的发生期,掀起了一个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峰。这一时期,新的社会观念和基本命题不断出现,中国文化的基因和特点也在这一时期形成。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以后的思维方式,以及讨论的基本哲学命题,都没有跳出西周时期各种观念和命题形成的藩篱。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特质,也在西周社会的激荡中成型、丰富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绵延了数千年。具体而言,西周思想,其核心命题就是“人”,并围绕“人”形成了以人文信仰为主要特征的观念体系。这样讲,并不是说之前或之后的时期,社会思想的核心命题不是“人”,而是说:相对于之前的时期,“人”在西周思想中十分明显地成为了一个主体性哲学范畴;相对于之后的时期,西周思想的人文特性,又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理路。而西周思想观念体系的基本表现形态,就是礼乐文明。它汇聚了周人最先进的社会经验和理性认知,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形式,又蕴含了积极的价值观念。礼乐文化的成熟,也标志着早期中国思想观念发展的重要转向,即从宗教到道德的转向,从宗教巫卜文化向人文信仰、伦理文化的转向。然而,用文化形态的转向来描述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也不应该止步于说清楚某一时期的思想和观念是什么,而应该进一步地阐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观念,也即思想观念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从认识根源来讲,一方面,我们要重视西周思想发展过程中“理性”的作用。西周及其之前的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一直都不缺乏对“人”的关注。只是很长一段时间,这种认识纠葛在神秘主义的认识中,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而在西周时期,人们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理性认识,具备了廓清神秘主义影响的思想条件。在这个基础上,“人”才能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如何认识人类自己,如何认识生命的价值,如何认识人与其生存世界的关系,才能成为西周思想亟需解决的基本问题。所以,在这个人类认识发展的过程中,“理性”对文化形态的转向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促使了新的思想观念的出现。另一方面,西周思想中的一系列价值观念,都包含了十分确定的“德性”追求。这一时期,原始宗教的影响逐渐被廓清,“德”的观念被着重提出,并成为西周思想的精神母题。“德”的主张,虽然是为了满足凝聚宗族血缘社会的需要,但客观上讲,它是以个体人格的完善为基础的。也就是说,西周的思想文化,既蕴含了关注个体、完善个体的要求,又将落脚点放在了维持宗族社会秩序上,这是典型的、全面的“德性”追求。因此,西周思想文化的“人文信仰”特性,既与宗教信仰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分,其自身又有着深刻的“德性信仰”的内在理路。从社会根源来讲,在西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殷商时期众多族群之间“协商与权力均衡的关系”(李峰先生语)逐步得到了改变。在血缘网络和分封制度的基础上,西周建构起了由周王室和大小诸侯国组成的层级社会。华夏国家的基本格局,就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在这个过程中,“血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宗族血缘群体是西周时期普遍存在的社会单元。西周王室准确把握住了这一社会属性,将宗法社会规范巧妙地转换成了国家管理制度。他们将“血缘”作为政治权力分配的一个总原则,建立起了尊卑有等、上下有别的政治秩序。由此,“亲亲”“尊尊”成为西周宗法社会的基本思想观念。另一方面,西周社会强烈的血缘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人文”“伦理”特性。个体的血缘身份,是建构宗法社会的关键节点,因此西周思想就十分重视个体存在和人格完善。社会的血缘网络,是个人赖以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载体,因此西周思想就十分重视社会规范和伦理观念。西周思想将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有机地融汇在了礼乐社会的理想中,一系列价值观念也作为社会的内生需求而产生。而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西周思想文化,则从根本上扭转了蛮荒时代的无序状态,舒缓了神秘主义下的紧张心理,体现出一种积极的、向善的、谐和的人文价值追求。中华文明传统价值观念的全面确立、礼法秩序的有机架构、文化基因的整体成型,都在西周时期完成了它们的奠基礼。当然,正是因为和“血缘”的密切关系,西周的国家制度设计天生存在着弊端。尤其是将血缘身份作为权力分配的总原则,使西周社会在客观上缺乏一种根本的维持社会长久活力的激励机制。西周礼乐文明倡导的价值观念,在数百年的演进中,不再是完全的个体道德自觉,也不再是纯粹的社会内生需求,而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一种外在的政治宣示和制度约束。由此,西周思想文化在政治层面的衰落就是必然的了。只是,西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宗族血缘社会依旧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血缘因素顽强、连续的存在,民众社会相对自由的氛围,也使得西周思想中的价值观念,有了延续其生命力的载体。中华文明也因此成为东方社会“连续性”文明的代表。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从方法论上讲,西周思想在思想史、哲学史的发展中有它的特殊性。一个是,这一时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和经典,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深刻地关注社会自身的发展,而不是去过度的解读某些所谓思想家或者有限材料中的思想。一个是西周时期各种价值观念的形成,从发展的角度讲都还不具备确定性,它可能不完全适用于其产生的时代。由此,我们不能因为儒学与西周思想的密切渊源,以及儒学在中国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去理想化地解读西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