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对泰华社会的研究中，同化论影响深远，它还波及到泰华文学领域，“异族”也成为泰华文学较少涉及的话题，但“异族”在华人内心是存在的，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一样的体现。本文则从华族视角出发，尝试对该时期泰华文学中的异族人物与异族文化进行分析，在对其叙事技巧与叙事态度进行剖析的同时探求泰国华族在新时期的心灵变迁史。 本文从人物与文化两个层面对八十年代以来泰华文学中的异族叙事进行了梳理，关于前者，“泰人”、“红毛”、印度人是泰华作家笔下主要的异族形象，叙述者对于三者的态度也迥然不同，对于“泰人”它的基调是同情，对“红毛”则经历了由厌恶到无奈再到主动接受的过程，印度人则是华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朋友；而在文化层面上，泰国华人作家身上往往同时体现出两种不同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而二者所占的比重在不同的作家身上又有所不同，其相同之处则是对“源”的诉求与渴望。“源”不仅指“中国文化之源”，也指其“本土之源”。 在泰华文学的异族叙事中，在场与缺席、虚构与真实、稳定与变迁是矛盾统一体，它们相互交错，互为表里。只有从华族视角出发，揭开差异的面纱，我们才有可能领悟到泰华作家在综合了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文化等各因素之后的心灵变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