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责任制改革的纵深推进,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了全面转隶,这也迫使我国检察机关对其内设机构予以重塑性改革。在检察系统改革的过程中,批捕权和起诉权的定位和关系问题受到理论界和实务届的广泛关注。2018年3月,全检系统就“捕诉关系”问题,展开了公开讨论并提出了在系统内部进行“捕诉合一”的改革建议,即将检察院机关内部的侦监部门和公诉部门合二为一,把审查批捕权和公诉权交由同一部门行使。以期实现诉讼经济,提高办案质量,确立起检察引导侦查,侦查服务于审判的诉讼格局。就此,全国部分省市区的检察院陆续开展关于“捕诉合一”机制的试点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在多次调研、多方论证后于2019年2月,发布了《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该规划明确指出“要全面优化检察职能配置,实行捕诉一体办案机制”。自此,“捕诉合一”的工作机制正式回归历史舞台。当然,一种新体制、新模式的呈现不仅需要有理论体系作基础,更要有司法实践作支撑。因此,本文将从“捕诉合一”模式的正当性基础及运行困境的角度出发,围绕相关内容进行陈述,在该模式的构建和完善方面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文章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从回顾我国“捕诉关系”的历史沿革入手,探究我国检察机关初建以来,捕诉关系从“捕诉合一”为主流,到“捕诉分离”模式的确立,再到“捕诉合一”模式重新实施的成因,权衡“捕诉分离”及“捕诉合一”机制的利弊得失;再在比较视野下,探析法国、日本、美国等域外国家的捕诉关系,反思其制度背后的逻辑与共性规律。第二部分:阐述我国检察机关捕诉关系的理论基础,从检察权的性质出发,探讨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与公诉权在诉讼中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对审查批捕权和审查起诉权进行定性分析,为“捕诉合一”模式的适用寻求理论依据。第三部分:从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出发,结合司法责任制及大部制改革的纵深推进,分析“捕诉合一”工作模式的正当性、可行性及该模式运行的价值与优势,并对当下捕诉合一模式的困境进行审视、分析。第四部分:从突破机制运行困境的角度出发,借助部分省份实施“捕诉一体化”改革工作的经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从技术层面进行方案设计,为“捕诉一体化”机制的构建和进一步完善提出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