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是保障个体身体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基础,是保证经济社会良好运行的关键,是建设健康中国这一目标的具体体现。食品安全也是一个广受消费者、生产者、学术界和监管部门关注的重要议题。食品安全涉及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食物链的每一个环节。本论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自我保护行为:理论构建、实证检验及干预实验》的支持,以全食物链中最后一个环节,即消费者购买、处理与食用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健康信念模型、保护动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等理论为研究基础,采用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居民的家庭食品安全处理行为进行持续性追踪式干预,并对干预效果进行比较分析,旨在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居民家庭食品安全处理行为的干预措施和建议。论文通过面对面访谈、问卷调查和文献阅读等方式,发现中国消费者在全食物链最后一个环节,即消费者购买、处理与食用环节并未充分认识并执行一个合格的食品安全“守门员”的角色。我国消费者更重视购买的食品安全质量,但是对于购买后进行处理的过程,往往处于消极状态。而发生在家庭中的食物中毒事件,其中的30%到40%是由于消费者不恰当的食物处理行为造成的。受统计数据来源和统计方法的影响,家庭中的食品安全问题的量级更大。因此,中国消费者的家庭食品安全处理行为存在着巨大的隐患。针对这一问题,论文对中国城市消费者和农村消费者进行了大规模的调研,发现并总结了现阶段中国消费者的家庭食品安全处理行为的现状,确定了中国消费者家庭食品安全处理行为的高风险群体特征。在调研中国农村居民家庭食品处理行为的基础上,探索并实施了多周期、多对照组的干预实验,从干预重点、干预强度、干预渠道、干预效果评价等方面进行比较。在基线调查中发现,我国居民的家庭食品安全处理行为和知识的正确率较低。在购买环节考查受访者食品标签、选购偏好、运输包装、购买渠道四项内容。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关注食品标签。女性、高教育水平、高家庭年收入更倾向选择安全的运输包装方式。在存储解冻环节的解冻环节,家庭食品安全处理行为的正确率要低于澳大利亚、新西兰两个国家。在家庭食品准备环节,受访者的家庭食品安全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居住地显著相关,农村受访者的得分正确率低于城市受访者。在剩菜处理环节,农村受访者正确率比城市受访者低10%到15.72%之间。基线调查中发现,居住在农村、低收入水平、低教育水平的人群是我国居民家庭不规范的食品安全处理行为的重点人群,这些人群也是需要干预的重点。在干预调研中发现,受访者在追踪式持续性的干预下,四个环节的答题正确率明显提高。干预不同强度的家庭食品安全干预效果显著。在受访者家庭食品安全处理行为得分和知识得分上,干预前问卷、四次干预后问卷、八次干预后问卷、十次干预后问卷两两之间的显著性系数均小于0.05,即不同干预之间的食品安全行为得分和食品安全知识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知,持续性的追踪式干预显著提高农村受访者家庭食品安全处理行为和知识得分。通过对线上线下两种干预渠道的效果对比,干预前后农村受访者的家庭食品安全行为得分和知识得分的增量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对于线上线下两种渠道的干预模式,在此次干预中,并没有体现出差别,即线上干预、线下干预均有效果,但是线上干预和线下干预的效果差别不显著。因此,对于农村居民的家庭食品安全干预,可以结合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选择合适的干预渠道。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一是选题创新。国内现阶段的家庭食品安全研究注重食品选购阶段,对家庭食品处理阶段的研究较少;而国外研究偏重家庭食品安全的干预内容、干预方式,鲜有动态性的、连续的干预研究。本研究以家庭食品安全处理行为为研究干预对象,进行实证研究与综合评价。二是研究方法创新。在对干预强度进行实证分析时,使用了追踪数据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等方法,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意义。三是理论体系的拓展。论文完善了家庭食品安全处理理论体系研究,为后来学者研究家庭食品安全处理的相关内容提供启示。本论文的研究为居民改善家庭食品安全处理行为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建议,为相关的干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思路借鉴,为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循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