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消费对于推动我国经济良性发展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目前我国仍面临着消费不足的问题,内需不足成为了限制我国经济增长的掣肘。而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存在使得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消费水平明显低于中部和东部消费水平。如何提高西部地区农户消费水平、孕育消费增长潜力是重要的研究课题。21世纪初,金融能力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大量研究发现金融能力中所包含的金融意识、金融技能、外部金融可得性以及对金融知识的理解和运用都与家庭消费行为密切相关。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取决于农户自身消费意愿以及做出消费决策的能力,数字化时代下农户面临着更为复杂的金融市场,这需要农户具有较好的金融能力去处理信息、管理风险,进而做出合理的金融决策,提高家庭福利。基于此,本文将深入探究金融能力对于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以西部五省（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甘肃省及重庆市农村家庭的实地调研数据为样本,使用OLS模型、2SLS模型探究了我国西部地区农民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规模与消费结构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1）通过对西部地区五省（市）调研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发现西部地区部分农民金融能力水平相对较低,具体表现为农民金融意识匮乏、金融知识掌握不足、金融市场参与率低等,这是导致农民保险市场参与率低、家庭消费不足的原因之一。（2）农民金融能力的提高对家庭总消费规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金融能力对享受型消费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即金融能力有助于优化家庭消费结构。（3）金融能力可通过对财富规模、消费信贷使用以及商业保险参与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家庭总消费。（4）对受访者年龄位于30岁以下的家庭而言,金融能力对于家庭总消费的促进作用更为强烈,金融能力的促进作用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对于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而言,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不存在显著差距。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体现在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聚焦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借助获得的调研数据深入探析了金融能力影响消费的可能路径。这对于提高农村居民金融能力,完善西部地区农民金融教育体系,释放西部地区消费潜力和推动我国经济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也为我国西部地区农民消费行为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和有益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