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企业多元化成长在国内外理论界已有大量的研究文献,但过去很多成长战略的研究都是基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背景,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否适用于解释其他制度背景或市场环境(比如特定的过渡经济或转型经济环境)下的企业多元化成长战略行为却很少加以验证。 以彭罗斯为代表的资源决定观和美国经济学家贝恩提出的产业决定观,对成长战略选择和制度框架之间的关系闭口不谈,虽然“环境”的影响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但目前大多数成长战略研究的主流观点还是仅仅限于强调经济变量(如市场需求和技术变化)的“任务环境”观点。这种观点下的企业多元化成长战略的研究结果在转型经济国家企业实践出现了很多的不一致。因此,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制度不仅仅是一种背景条件,企业是在制度框架下进行战略选择和战略行为的,而转型经济国家为研究制度对企业多元化成长战略的影响研究提供了平台。 目前,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制度对企业多元化成长战略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对以制度为基础的企业多元化成长战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很少。本研究试图从企业多元化成长不同层面阐述制度对企业战略的影响。本文在对转型前和转型期间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多元化成长战略影响的分析的基础上,从关系成本和收益的变化以及规则成本和收益的变化出发,将转型期分为三个阶段,并讨论了对应不同阶段的企业多元化成长战略。 本文从制度理论的角度,将企业多元化分为产品多元化和国际化,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阐述了制度对两者的影响,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制度现实,论述我国企业多元化成长战略的特色。另外,本文探讨了制度对并购和战略联盟这两种企业多元化成长方式的影响,并解释了我国政府介入企业并购和战略联盟制度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