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残疾人家庭都将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当主要的照护者尤其是父母不再能够像以前一样提供照护时,残疾成员该怎么办。尽管当前各地已经逐步关注到残疾人家庭的照护需求,提供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但是仍然无法减轻这些家庭对未来的忧虑。尤其是在“老养残”家庭之中,这种忧虑更是十分明显。因此,对于未来的担忧,就需要做好详细的规划才能够逐步化解,“未来安置规划”这一概念也因此被提出。基于上述的背景,笔者对于农村地区的“老养残”家庭中的未来安置规划问题进行研究,这里的残疾成员主要指有智力/精神障碍的成年残疾人。本文的研究问题为:第一,农村老年父母对于这些具有智力/精神残疾的孩子的未来安置抱有何种心态,即是否有规划?有什么样的规划?这种心态在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是如何建构起来的?第二,老年照护者对于未来安置规划有何具体选择或行动?针对当前的未来安置规划困境我们可以提出哪些建议?解释框架上,本研究选择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将“心态”视为是一种主观的看法和概念,分析其建构的过程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将“心态”放在社会的视角上,研究个人是如何受到社会知识的影响和束缚的。为了更加突出建构过程的重要性,本文也对这些家庭的未来安置规划的具体行动选择进行了探究,以更有针对性地提出可能的政策建议。研究方法上,本文采取长度访谈的方法,笔者在某智障人士服务中心的帮助下,找到了 15名子女是智力/精神障碍残疾人的老年照护者,以及机构的3名工作人员进行访谈。本研究首先对该类“老养残”家庭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探究,农村“老养残”家庭中有着不少非独生子女家庭,且子女残疾对于婚姻关系有着一定的影响,同时不少家庭也面临着支出性贫困;智力/精神残疾成员残疾等级较高,有着多重残疾的问题,影响着其独立生活;先天残疾中未婚居多,后天残疾中已婚较多;残疾成员长期呆在家中,鲜有接受机构托养服务;老年照料者中女性承担的照护责任更大,且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在心态上,整体而言,大多数家庭中的主要照护者都认为未来安置规划是失望和无助的。没有未来安置规划的家庭往往认为未来安置规划不可行、增加了焦虑、没必要或者无人帮助共同设计未来安置规划;有未来安置规划的家庭中,在未来安置规划的开始时间、规划的参与者、规划公开方面,也有着较大的差距,也十分担心其设置好的未来安置规划在未来是否能够被履行,认为残疾孩子的未来仍然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在心态的影响因素方面,笔者认为这些家庭未来安置规划心态的形成主要受到社会互动、社会现实以及个人表达的影响。第一,社会互动中,残疾人与社会互动时深受歧视,与老年照护者互动时有着紧密的相互依赖,与服务人员互动时专业关系紧张,这些都使得在考虑其未来的生活何去何从方面,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第二,社会现实方面,在家庭内部,照护者出于家庭责任感,身担巨大的压力,且将未来安置规划视为一件家庭私事;在家庭外部,社会服务不被信任以及社会制度仍处于兜底阶段也使得未来安置规划难以成形;第三,在个人表达上,未来安置规划的三大主体中,残疾成员不愿离家、老年照护者有着分离焦虑、未来潜在照护者也因规划的缺失承担着照护压力的“代际传递”。以上种种,都使得未来安置规划中出现失望、无力、困难和悲伤的心态,这种心态,无疑也影响了未来的规划内容的具体选择。在规划的内容选择上,老年照护者考虑得更多的就是残疾成员的未来照护、财产的划分、居住问题、未来突发事件的处理、未来经济来源和保障以及自理/自立能力的培养。这些方面涉及范围比较广,且与残疾成员能否在离开家庭后获得适当的照护,保障正常的生活息息相关。基于老年照护者对于未来安置规划所做出的的选择,笔者也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参考国外的发展经验,并结合建构技术过程中所显现的问题,笔者认为,要想使未来安置规划有合理性设计,一是家庭要转变理念,二是社会要提供未来安置规划的法律保障,三是政策上向家庭友好型政策逐步转变,四是利用家庭财产信托和保险业务为未来提供足够的经济保障,五是引导社会工作介入这一领域,帮助制定个性化的规划,六是按照一定的步骤,构建起未来安置规划的多元参与服务体系。通过以上个人和社会性路径的介入,相信能够更好地拆解建构的具体路径。综上所述,本文的行文脉络为:在了解农村“老养残”家庭中老年照护者未来安置规划的心态的基础上,对这种心态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即其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看法,是如何在社会的视阈下建构起来的,同时结合这类家庭关于未来安置规划的具体选择和行动,提出相关的合理化建议,以更有针对性地解决这类家庭中智力/精神障碍残疾人的未来生存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