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一直延续到1919年辛亥革命。期间,无数优秀的中国人都在不断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向西方学习,将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译介给国人,使其开阔视野,知己知彼。 谈到近代中国西方知识的译介,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两位伟大的翻译家:严复和林纾。至今,对严复和林纾翻译的研究已达到一定程度,但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进行的。因此,不少研究结果需要改进。1990年,翻译研究学派的两个代表人物Susan Bassnett和Andre Lefevere提出在翻译研究中应该引入“文化转向”。这一学派主要研究翻译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翻译对译入语文化和文学规范的影响。在《文化的建构》一书中,他们提出翻译研究就是文化的互动研究,从而对传统的翻译研究模式提出挑战。这一理论也为我们重评严、林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运用Andre Lefevere的翻译操纵理论,研究近代中国这两位伟大的翻译家严复和林纾,说明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如何操控严复和林纾对翻译的操纵,以及他们的翻译对这一特殊时代的重大影响。 本文首先分析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主要涉及当时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和严复、林纾翻译的赞助人。其二,论证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如何影响严、林的翻译目的,左右他们对原著的选择和对语言的运用,以及如何监控他们对翻译方法的使用,确定对原文的取舍。文章第三个方面指出严、林翻译的社会效应,说明他们的译文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更新、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改革方向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反作用力。本文结论部分指出,对译本的评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