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的目标下,而主动安排的制度供给,由于是政府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它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能以自己的强制力等方面的优势降低制度变迁成本,但也存在制度破坏性大、风险高、“搭便车”行为不可避免等缺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成立就是中央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在转型时期,作为建立准市场经济体制和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试验区,开发区所享有的优惠政策和独特的管理体制,使其在集聚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和资源方面获得其他区域无法获得的便利条件,也就造就了开发区的“超常规发展”。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和其他开发区成功经验的激励下,各地纷纷出现争上开发区的现象。21世纪以来,开始出现了以牺牲自身财政收益及农民利益为手段来换取开发区引资和发展的“过度竞争”局面。而中央政府治理整顿开发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不能以此作为长效的机制。因而,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促进开发区的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使其实现对区域经济的示范带动作用,已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通过对产生开发区“过度竞争”的制度基础、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博弈以及开发区通过制度创新向规范管理过渡的可能性和空间余地的分析,提出两个观点。第一,开发区在成长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尤其是管理制度及其运作方面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逻辑所决定的,这种由政府推动的制度变迁逻辑一开始便表现出先天不足的局限。第二,只要现有的制度变迁模式还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开发区自身进行管理制度创新来形成发展的制度推动力,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哪怕地方政府在这方面愿意发挥更积极地作用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