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宗教信仰中，还是在哲学形而上学的讨论中，“上帝存在的证明”在西方都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对于十六世纪入华，志在“中华归主”的耶稣会士而言，这不仅是一个神学或哲学命题，更是一个首要的实践问题。本文选择明末清初中文宣教文献中“上帝存在的证明”作为切入点，通过与其原型--代表西方思维模式的阿奎那的五个证明相比较，凸显出双方就同一命题所作论证的差异，进一步分析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并据此指出中国思维方式的特点所在。在厘清中西思维模式各自的特点之后，文章将着手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迥异的两种思维模式是否存在彼此理解、彼此交流的可能。本文将通过对传教士外文书信和著述的考察，并结合那个时代中国主流智识人的回应来证明答案是肯定的。最后，文章再次聚焦于中文上帝存在的证明，从传教士对西方材料的处理上挖掘沟通两种思维模式的可行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