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跨国投资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学习之路,但理论假设和发现主要基于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研究。我们对于新兴市场企业作为新进入者能否成功地从国外学习和吸收新知识尚不完全了解。现有的国际商业研究都普遍表明了制度环境对跨国企业内部或外部商业管理的重要性,但是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差异给跨国企业带来的挑战（合法性,控制权和知识转移）相对未知。国际商业研究表明跨国公司是在复杂的制度系统网络中运作而不是在单一制度领域中,跨国公司会受到多重甚至是相反的制度压力,并且只能通过跨国公司高级管理层的积极参与来应对。应对这些不同压力的难度取决于跨国公司运营所在的各种制度环境之间差异的程度,而不仅仅是制度环境本身。因而,制度环境和制度距离对跨境商业活动的影响需要更仔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现有部分文献中探讨了制度环境对跨国知识溢出的影响,但是鲜有文献研究制度距离如何影响跨国知识溢出,也未能区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跨国投资知识溢出的影响。因此,面对不同国家间的制度差异,我们对于新兴经济体企业作为后进入者能否成功从国外学习和吸收新知识尚没有完全定论,对制度距离与跨国企业知识溢出的内在影响机制缺乏深入分析。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之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比任何其他新兴经济体都多,是世界上第二大跨国投资来源国。2019年共超过2.75万家中国公司在188个国家/地区投资了 7.2万亿美元,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4万家。此外,有大量证据表明,许多中国跨国公司是海外战略资产的积极寻求者。对外部知识获取感兴趣的跨国公司在相关行业内具有丰富技术资源的市场中积极开展跨国投资。它们希望利用国外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研发资源,从而克服国内技术资源的限制,尤其是中国的跨国企业。因此,中国为探索新兴经济体的制度距离对跨国投资中逆向知识溢出的影响提供了适当的背景。本文将基于知识溢出理论、制度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采用文献分析法、实证研究方法和分类分析法来探讨国家之间制度差异对跨国知识溢出的影响。本文首先利用中国省份对11个国家（2004年至2019年）的实际跨国投资数据,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创新绩效的作用,同时探讨了制度距离对知识溢出与逆向知识溢出的调节作用。其次,本文对中59个成熟的中国跨国公司及其872个海外子公司的过去11年（2009年至2019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从正式和非正式两个角度对国家制度进行了调研,考察了中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两种制度距离对母公司创新的影响,及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最后,本文探讨了海外子公司的人员配置对母公司逆向知识溢出的影响,以及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论。首先,从跨国直接投资与国内区域创新绩效来看: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外直接投资并未促进国内区域创新绩效,这与先前的部分研究不一致。本文发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作用,虽然并不显著,但是这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阻碍了中国的区域创新绩效。其次,从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公司创新绩效来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的创新绩效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同。跨国公司积极在相关行业拥有丰富知识和技术资源的市场中进行跨国投资,可以收购知识和技术之类的无形资源。他们旨在突破国内技术资源的限制,并充分利用东道国的丰富知识和研发资源,从而提高公司的创新效率与绩效。然后,从对外直接投资的海外子公司员工管理对母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来看:本文发现东道国国民在海外子公司中的比例对母公司的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倒U型关系。跨国公司需要根据其自身的战略目标确定东道国国民和母国国民的人员配置,并找到合理的最佳比例来满足相互冲突的需求,以实现整体收益的最大化。最后,从制度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知识溢出的角度来看:第一,制度距离负向调节了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区域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第二,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在促进创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国家之间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差异为知识获取提供了巨大潜力,并且对知识转移具有积极影响。第三,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虽然为知识获取提供了潜力,但是负向调节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第四,正式制度距离负向调节了人员配置对母公司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而非正式制度并没有显著影响。正式制度距离会阻碍东道国和母国国民的交流、融合和学习,这使得子公司难以在海外环境中吸收和转移知识、技术以及组织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