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经济增长很难达到各地区间的平衡状态,发展过程中为获得集聚经济效益,经济要素将选择流向集聚区。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劳动力作为最主要的经济要素,在政策允许自由迁徙的条件下,人口势必会向发达区域迁移。因而,人口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往往表现为向某些地区集中的过程。经济活动是以人口为核心的多重循环过程,而已有研究较少将人口与经济活动视为有机整体,通过分析人口迁移对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变动的影响,进而探讨人口迁移的经济活动集聚效应。基于此,本文研究不仅关注国内正在经历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对人口空间格局变动的影响,与经济生产活动集中的关系,还将探讨人口迁移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人口迁入地和迁出地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本文的研究问题有三。其一,探析中国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疏散的现状与特征,基于几次人口普查数据、相应年份的经济统计数据,从区域、省际、地级市层面上描述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特征,人口数量、劳动力资源、人口老龄化在空间上的集聚疏散规律,以及经济生产活动空间集中态势等。其二,探索人口迁移的经济活动集聚效应,综合相关关系分析、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城市层面计量模型,以及城市个案研究、国别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以人口空间布局变动及经济生产活动空间集中为纽带,探讨人口迁移对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变动及其关系,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重点回答如下一系列问题：人口迁移对中国人口规模空间集聚疏散、劳动力资源空间配置、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特征产生哪些影响?人口迁移与经济生产活动集中之间存在怎样的规律?人口迁移对整体宏观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效应?对于人口迁入地和人口迁出地、不同集聚能力的城市而言,人口迁移对其经济增长的效应有何不同?其三,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和主要发现,对城市规划、农村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思考与建议。本文的主要发现与结论如下：其一,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符合人口迁移一般规律性,具有明显的流向选择性和年龄选择性。以劳动力为主体的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既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也充分反映了国内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基本特征。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符合人口迁移的一般规律性：具有明显的年龄选择性,劳动力是迁移的主体：经济动机是最主要的迁移动机；迁移路径具有明显的方向性,从农村低收入部门迁往城市现代高收入部门,从“欠发达”省份流向“发达”省份,选择迁入三大都市圈与中西部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省会城市,人口净流失城市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成渝地区、江苏北部地区等。其二,人口迁移已代替出生和死亡成为改变中国人口规模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在当前中国人口总量呈低速增长的态势下,国内正在经历的大规模、广范围、高频率的人口迁移活动,已经代替自然变动成为改变了中国人口规模原有的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人口迁移路径的明显方向性,不仅使得东部地区、核心城市、三大都市圈的人口比重持续升高；更为突出的是,中国国内人口绝对规模负增长的地市从上世纪最后10年间的37个,增至新世纪第一个10年间的86个,即当前三成地市人口呈现负增长态势,且多位于中西部地区。其三,以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迁移改变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空间配置状况。在全国劳动力资源规模逐步减少的情势下,国内大规模的以劳动力为主体的、具有明显方向性的人口迁移已成为改变劳动力资源和就业人员空间配置结构的主要力量。劳动力资源存在明显地向发达省份、向部分城市集中的态势,使得部分人口净迁入区域的劳动力市场得到充实,劳动力资源规模和就业人员增长较快,甚至外来就业人员数量已超过本地户籍就业人员,而人口净流失地区的劳动力增长缓慢,甚至绝对数量有所减少。其四,年龄选择性人口迁移重塑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特征。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5年以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情况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经济发达地区老龄化程度不一定高,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老龄化程度也不一定低。更有意思的是,在全国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过程中,全国有3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老年抚养比不升反降,这些城市都是人口正增长城市,绝大多数是人口净流入区,且多位于东部。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正是国内目前正在经历的以劳动力为主体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使得人口净流入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得到稀释、速度放缓,人口净流失区域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程度加重。其五,人口迁移整体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对人口迁入地和迁出地、对集聚能力不同的城市的影响效应有所不同。经济生产活动集中的方向与人口迁移的流向高度相符,东部几个发达省份的GDP份额一直较高,行政级别高的城市、三大城市群地区城市集聚的资源多且在不断增加。人口迁移促进了劳动力等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对东部地区的正向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迁出的负向效应,整体上提高了宏观经济的运行效率,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人口迁移对不同省份、不同城市的影响效应是有差别的。对大部分人口净迁入省份(如,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和天津等)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对中西部几个典型的人口净流失省份而言,人口净迁出其经济增长或仅有微弱的正效应(如,安徽、河南和江西)；或呈现不显著的负效应(如,湖南和云南)；或已是显著的负效应(如,湖北、四川和贵州)。与东部地区的城市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由于人口净迁移(大部分是净迁出)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要弱；位于城市群地区的城市获得的经济集聚效应高于非城市群地区的城市。其六,在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的驱动下,中国国内的人口与经济活动集聚还将继续。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比较发现,中国国内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仍有偏离,主要表现在核心区域、核心城市集聚效应未充分发挥,生产集中区域的人口集中度不够。在经济客观规律的作用下,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集聚态势还将继续。基于以上六点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思考和建议：(1)集聚是发展过程中的客观经济规律使然,过多依靠行政力量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可能未必可行、合理、有效。(2)集聚并不一定导致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地区间差距会经历一个先分化后趋同的过程。完善相关制度,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更好的条件,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3)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充分考虑人口集聚疏散规律和趋势,避免硬件建设的投资、公共服务的设计等由于缺少对未来人口变动的前瞻性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或供给短缺。(4)中西部地区的部分村落、乡镇甚至城市可能会出现因人口过少、劳动力流失严重、基础设施缺少规模经济等原因而逐步萧条乃至废弃的现象,需要提前做出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