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货币数量论在解释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通货膨胀的成功,欧美当代经济史学家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货币数量论对于解释商品货币时代物价波动的巨大限制,认为历史上的长期物价上涨都是由货币数量超发所引起。事实上,在纯粹纸币本位制确立以前,货币数量论对于解释长期物价变动力不从心,马克思的商品货币理论更为适用。而一战以前欧美大多数国家处于以商品货币为价值基准的混合货币流通时代,本文统称为商品货币时代,一般商品单位价值变动和贵金属单位价值的变动而非贵金属货币数量的变动,是影响物价水平长期变动的重要因素。尽管斯密、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在物价决定问题上批判了休谟等人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贵金属货币本身具有价值,物价取决于一般商品与单位贵金属货币价值的比例,而与贵金属货币数量的变化关系极小,但是在阐述物价波动时,又不自觉地陷入货币数量论的逻辑。马克思扬弃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商品货币理论,彻底批判了休谟和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实现了货币理论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认为,在贵金属商品货币制度下,商品价格取决于贵金属价值和商品价值的相对比例,最终在资本主义竞争下,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商品价格取决于贵金属生产价格和商品生产价格的相对比例。这个相对比例的变化决定了物价水平长期趋势性走向。并非货币的数量与流通速度决定价格,而是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与货币流通速度决定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数量,通过内生货币供给机制,货币过多或过少能够实现自我调节,不会对货币价值进而对物价水平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本文借鉴斯密当年的处理方法,把当代西方学者常用的名义价格指数折算为白银价格指数,拨开了西方经济史学研究的一些迷雾,对于欧洲黑死病前后与价格革命时期的物价波动做出了新的描述,重新探讨了这一时期的价格波动机制,更加显示了马克思商品货币理论在解释前工业社会价格波动方面的优越性。本文在第五章对法国大革命到一战之前欧美国家物价波动的进一步研究,指出在可兑换纸币时期,马克思的商品货币理论同样比货币数量论更加适用。只要保证纸币与贵金属的可兑换性,纸币供给的增加仍然不会导致物价的实质性上涨,纸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其数量与商品的比例,而是取决于其所代替的贵金属铸币的价值,纸币数量的变化理论上不影响物价,货币数量论仍然不适用。本文认为,人们研究一战以前欧美国家的价格波动应当回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回到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