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给居民带来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同时,也对以此为出行目的的交通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早晚高峰的通勤期间,居民很容易固化自己的交通出行方式,形成大城市常规化交通出行的特色。此外,针对北京市出行需求较多的特点,为改善交通状况,已实行了一些机动车限制性管理政策。基于上述的大背景,研究私家车出行习惯对出行选择的影响是具有价值和意义的。本文在计划行为理论和交通需求管理理论的框架下,对国内外有关出行选择和习惯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出目前可影响交通出行状况的主要因素,习惯的重要性和相关研究方法。同时进一步阐释北京的常规化通勤交通需求、多样化的出行方式和特色的尾号限行政策。但已有文献中,在区分限行日和非限行日两种情况下,有关私家车出行习惯对出行选择影响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对计划行为理论进行了修正,先构建模型、建立假设、设计调查问卷,然后对北京地区居民进行抽样调查,最终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1090份有效样本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策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三者综合影响出行意愿,相较于非限行日,限行日下,若居民存在选择其它交通工具代替私家车(包括打车)的出行意愿,其对采取私家车(包括打车)出行选择的负向影响更大。加入习惯这一潜变量后,发现单纯尾号限行策略的作用效果减弱,私家车的出行习惯造成对行为改变的抵制性,更易促使居民选择私家车(包括打车)的出行方式,并作为中介潜变量调节出行意愿和出行选择之间的关系。此外,由于收入水平的不同会产生对尾号限行政策的差异化规避行为,高收入群体更可能利用购买第二辆车或者打车的方式,强化自身私家车(包括打车)的出行习惯,弱化尾号限行政策的作用。本研究认为单一的尾号限行政策对于居民的出行选择是有一定作用,但不能忽视私家车出行习惯这一关键因素,应采取多种措施改变该习惯。同时随着收入提高,居民对私家车出行的依赖性更强,建议配合区域道路收费政策,多种政策共同作用提升交通管理效果,同时提高公共交通对高收入群体的吸引力,以便达到更加优化的交通出行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