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5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5.8%，但相对的是，随着扶贫开发的深入，贫困的表现形式更趋复杂多维，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之下，多维贫困的反贫困内涵更深入人心，反贫困的研究亟待从多维贫困的视角跟进。在多维贫困视角下的反贫困需要扶贫开发的整体推进，作为扶贫开发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农村金融，因其脱贫造血的功能是脱贫攻坚战中的重点工程，然而，农村金融反贫困在实践中尚存在诸多制约。为此，有必要从多维贫困的视角构建农村金融反贫困的理论框架，研究中国农村金融在多维贫困中的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借助阿玛蒂亚·森的权利方法论厘清了权利是贫困产生的本质原因，抽象出影响贫困状态的三大核心权利及其不同配置组合产生的多维贫困状态，以基于金融赋权的农村金融反多维贫困理论框架重塑并修正了现有农村金融反贫困的理论。其次，立足于多维贫困视角，设计出四维度十二指标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使用双界线法对中国农村多维贫困进行识别与测度。再次，根据中国扶贫开发的演进逻辑将改革开放四十年划分为五个阶段动态跟踪中国农村金融与多维贫困的演进，在多维贫困的视角下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反贫困的现状，总结其中的制约因素。从次，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以及中国宏观省级面板数据，借助前沿计量模型辅以稳健性检验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在多维贫困中的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在前文的研究基础上，创新设计优化中国农村金融反多维贫困的模式，切实提出优化中国农村金融反多维贫困的政策建议。
　　通过在多维贫困视角下对中国农村金融反贫困进行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农村多维贫困产生的本质在于权利配置的失当。权利是贫困产生的本质原因，影响贫困状态的核心权利关系可以总结为继承转移权、劳动生产权与交换权，三大核心权利的配置组合共可以形成八种不同的多维贫困状态，导致出现多维贫困中的非贫困、脆弱性贫困、贫困以及深度贫困状态，只有三大核心权利配置均优才能实现多维贫困中最优的均衡状态。第二，中国农村多维贫困指数在两种权重设定方法下分别为0.181和0.214，在总体上表现为随时间推移下降的趋势，在区域上呈现为西部高东部低的格局，在加总过程中，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加总的贫困发生率呈现出典型的“橄榄型”结构，深度多维贫困与完全不贫困农户的比例都很少，其中贡献度最高的致贫维度是健康维度，贡献度前三名的指标依次为卫生设施、人均受教育年限与身体质量。第三，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演进，在多维贫困的标准下，中国农村金融已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四位一体”农村正规金融外加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反贫困体系，各项措施已能覆盖本文多维贫困框架下的各个维度，在扶贫开发方面的投入以及中国农村的多维贫困状态均在逐年改善，但仍存在五大现实制约因素。第四，中国农村金融在多维贫困中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且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维度分解效应上，中国农村金融在多维贫困中的四个分解维度均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其中，农村正规金融在健康维度、教育维度、生活质量维度中发挥出了显著的减贫效应，农村非正规金融在教育维度、生活质量维度、收入维度中发挥出了显著的减贫效应，在减贫边际效应上，中国农村金融对更深层次多维贫困农户的改善程度呈现出边际递减的趋势，最深层次多维贫困的农户已无法从农村金融中获取助力进而脱贫。第五，随着中国农村金融扶贫投入的增加，贫困者的三大核心权利均能获得充分的提升，此三大核心权利均在中国农村金融影响多维贫困状态的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中国农村金融反多维贫困的机制为农村金融通过对贫困者赋权进而助其改善多维贫困状态。第六，优化中国农村金融反多维贫困的模式可以创新性地设计“三纵四横”模式，其中，“三纵”为农村金融反多维贫困纵向对接的三大对象，即贫困地区产业、贫困户与贫困村基础设施，“四横”为农村金融反多维贫困横向四个层面的协同合作，辅以信用评价机制、贷款流程机制以及贷款定价机制三大主要运行机制，可以实现更优化的中国农村金融反多维贫困，提高中国农村金融反多维贫困的效率，增强中国农村金融反多维贫困的效果。
　　相对于前人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基于多维贫困的视角，扩展与丰富了贫困的内涵；二是以阿玛蒂亚·森的理论为基础，引入金融减贫构建金融赋权理论；三是设计“三纵四横”的农村金融反贫困模式，支持农村多维贫困脱贫；四是宏观与微观数据辅证结合，更稳健地对中国农村金融反贫困进行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