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全面近代化的进程。办洋务就要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就离不开办教育和办学校，这就不得不涉及西方科学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然而，洋务运动的宗旨是“中体西用”，对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抱有本能的反抗。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与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就是在这一充满矛盾冲突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19世纪中叶，由于美国推行“宣教运动”，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学生来到中国。1860年，毕业于美国爱默里大学的林乐知被派到中国传教。当他满怀希望来到上海时，面对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心理和文化都难以适应。尽管他为传教作出了许多努力，仍然见效甚微。这一时期，由于美国发生了南北战争，国内的教会无暇顾及于他，使他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不断转换自己的角色与身份。因此，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林乐知不仅是传教士，同时也是报人、翻译家和教育家，这就使他对中国社会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中西文化交流也有了更多的心得与体会。　　林乐知为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更好地为传教事业服务，力求化解中西文化的冲突，积极推行文化调和工作。他巧妙地对中国人奉为圣人的孔子与西方人的上帝之子耶稣进行了比较，试图使二者融为一体，体现了他作为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理解。在创办中西书院、《万国公报》等文化事业中，他与中国社会各阶层建立了稳定的联系，把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宗教理念结合起来，成为中西教育和文化交流的一个成功范例。　　林乐知在中国的活动，反映了中美民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必然性。在儒学占主导地位的晚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就必须在策略上做出较大的妥协和退让，积极参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建设。在此过程中，西方传教士自然也会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林乐知返回美国的时候，美国总统还向他请教中国事务，客观上为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文明展示了其强大的韧性和包容性，足以与西方文明分庭抗礼。在此基础上的交流与合作，对中外关系的发展，乃至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都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一过程至今仍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