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川渝地区的传统民居为研究对象,针对当前研究中的薄弱点,运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地理学和建筑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川渝地区传统民居的渊源、类型、成因、区划等问题进行探讨。按照地理特征和民族属性,川渝可分为西部高原山地区和东部盆地山地区两大地理单元。高原山地区以藏、羌、彝等少数民族为主体,盆地山地区以汉族为主体。历史时期川渝西部高原山地区的民居主要分为石室、板屋、土屋和帐房四种基本类别,其成因与自然地理环境、建筑功能的要求、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建筑本身的演变密切相关。在建筑材料、民居选址和民居形态上,高原山地区的传统民居显著地受到具体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的限制,导致地域不同,类型不一。出于生产生活的便利和在动荡社会环境中自保的需要,藏羌民族采用相同的民居类型,民居的防御形式和内部功能较为趋同。不同社会文化力量,尤其表现为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影响,民居逐渐渲染上个性的色彩、打上民族的烙印,导致藏、羌、彝族住宅风格各异。建筑形制自身的演变也会促使川西民居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历史时期东部盆地山地区的民居主要为中式屋宇,属于传统的木结构建筑,经历了由单一的干栏式逐步发展为形式多样的民居体系的演变过程。先秦时期盛行各种干栏式,秦汉时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抬梁式的庭院逐渐成为主流,民居形制的主体渐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种形式的干栏与中式合院并驾齐驱、相得益彰。进入唐宋,住宅结合园林营造形成宅园民居,前店后居的店宅形制得到推广。到明清时期,各种风格的民居建筑随移民入川,各类住宅相互融合并逐渐走向定式。东部盆地山地区传统民居的成因是地理因素、传统因素与移民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受到气候条件、地理特性、自然资源的制约,在风俗习惯、风水文化、礼仪制度、宗教思想为集合的地方社会生活以及地域人群所建立的特有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穿斗架、夹泥墙、大出檐、小青瓦、长吊脚、高筑台”的地方特色。“湖广填四川”运动,数倍于土著的外省移民迁徙而至,移植的民居建筑五方杂处,经历了共存、取代、异化、趋同的发展阶段,转换成新的民居模式——既脱胎于盆地山地以往的建筑形制,又嫁接沿用各地移民建筑的造型和风格,最终形成以“悬山顶小青瓦屋面、木结构的穿斗式、木板墙或编竹夹泥墙、大出檐或宽前廊、扁长的天井院”为主要特征的区域建筑体系,展现出“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民居风貌。这显然是一个由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互动影响,其间各种因素错综交织,历史人文多重累积的运行过程。结合川西高原山地区与东部盆地山地区两个相对独立的民居体系的发展轨迹看,川渝地区的传统民居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直接产物,气候、山脉、河流等,这些具体的自然条件都会成为影响因素,不同民族的聚居环境,传统的社会观念,历史时期的遭遇,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改变以及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等,都会赋予民居建筑特殊且唯一的存在形式和延续力量。可以说,自然、社会、人群、地域文化等各种变量之间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最终铸就了川渝地区传统民居的形制和风貌。而从根本上看,自然环境对传统民居的影响是第一位的,社会环境对传统民居的影响是亚层次的。按照历史性与地域性的生活方式与建筑形式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川渝地区的传统民居可划分为中式屋宇、洋房子、店宅、碉楼民居、吊脚楼、碉房、帐篷和板屋八个大类,每类之下尚有型与式的子类型。以民居建造的承重结构作为一级分区的标准,川渝地区的传统民居可划分为穿斗式木结构区、拱架式木结构区和平檩式混合结构区。其中,穿斗式木结构区又分为汉族穿斗木结构区和土家族苗族吊脚楼区；拱架式木结构区分为瓦板顶拱架结构区和瓦屋顶混合结构区；平檩式混合结构区分为坡顶板屋区、邛笼式碉房区、框架式碉房区、崩空式藏房区和帐篷与冬居区。每个亚区之下尚有不同的小区以及其它类型的民居岛和民居点。本文创造性的工作在于,针对学术界长期以来“重视民居现象,忽略历史脉络”,“重视民居构造,忽略民居成因”,“重视单体建筑,忽略区域系统”的不足,对川渝地区传统民居的源流演变进行了补充和梳理,对民居建筑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历史和人文的综合诠释,突破了民居区划的模糊格局,搭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分类分区框架,为今后区域传统民居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