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不断深入为跨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国际协议的制定与实施为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营造了便利的条件。跨国企业的国际性越来越强,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也不断提高。跨国企业对世界政治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既促进了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又与之发生了摩擦和冲突。美国罕见地动用国家力量对华为实施政治霸凌,是跨国企业被动卷入国际政治的案例,反映了跨国企业公共外交的政治性,以及与国家行为主体平等互动的能力。美国对华为的霸凌是罔顾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依仗自身实力采取暴力威胁手段随意制裁、讹诈其他相对较弱的国际主体,为本国霸权服务的霸道行径。美国政府在美国市场以华为窃取知识产权和情报、获得政府补助、与军方密切联系等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对华为进行封锁和制裁,在国际市场上以说服和威胁的形式鼓动其盟友也不使用华为的设备。美国的霸凌行径主要受到美国的网络安全战略、“美国优先”政策和中美关系变化的驱使。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但由于没有上市导致透明度过低、不够注重媒体宣传和承载世界对中国的偏见而造成其公共外交的开展困难重重。然而在孟晚舟被捕后,华为迅速采取积极主动的公共外交行为,利用西方媒体影响舆论、话语和法律反击美国、争取其他国家理解,占据了舆论的上风。在这一场跨国企业与民族国家的博弈中,美国的国际封锁遇到阻力,华为则借势提高了自身的知名度,展现了正面的企业形象。从美国对企业的霸凌行为中,可以看到国际法、全球治理民主化和信任机制的缺失,同时应该反思中国企业的公共外交挑战。中国的跨国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独特的地缘政治格局发展企业公共外交理论,必须建立独立的国际行为主体意识、培养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对话能力,还需要全方位提高公共外交能力。为了更好地提升中国企业公共外交的全局统筹,要平衡政府与企业公共外交的关系,为企业公共外交整合各方面资源,并推动加快企业公共外交的人才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