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北京平民教育运动突破了前期“青年活动”的局限,以一种整合的方式将政府、民间团体、学生社团以及1920年代中后期的党派联系了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以教育部、京师学务局(后改为北平特别市教育局)、市政公所(后改为北平特别市政府)、京师警察厅(后改为北平特别市公安局)等为代表的政府机构以参与者、支持者、监督者的身份加入了进来,并与民间平民教育活动发生了较为复杂的关系。前人对北京平民教育运动的研究多集中于学生社团与民间团体所组织的平民教育运动,尚未将政府一方纳入进平民教育运动的体系当中,多将政府与平民教育团体视为二元对立的状态。本文通过对当时档案、期刊、报纸等一手史料的分析与解读,探究“平民教育”语义的转变,力图将北京政府纳入争夺平民教育话语权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将北京政府视为民间平民教育团体的对立面而存在。在这个过程当中,北京政府通过对国家主义思想的发挥,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将其三民主义思想融入教育当中,使得起初追求个性自由、民主的平民教育思想转向为以国家利益为指归。在北京政府参与平民教育运动的过程当中,前者既有创办自己的平民学校,也对私立平民学校有过补助与支持,更对私立平民学校起到了监督、规训的作用。北京政府创办、补助平民学校的成绩尚属差强人意,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平民教育运动的兴盛发展。但自身内部也存在推诿、不统属的弊病,因此受到了民间团体的问责。北京政府对平民学校的规训是逐渐深入的。其通过对学生肉体、思想的双重规训,最终试图将公、私立平民学校纳入既有教育体系当中。民间平教团体在接受其规训的过程当中又自觉或不自觉地进一步产生了自我规训的意识,也表明了其对国家行政权力的依托。正是通过行政权力与民间自治的博弈、国家主义与平民主义的融合,平民教育运动展现出了复杂、丰富的多样化面貌。由于私立平民学校对政府依托的限度取决于前者的发展程度与后者的财政情况,故当私立平民学校对政府财政补助依赖性减弱,且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之时,私立平民学校对政府训令则表现出了较为明显地抗拒。通过对北京政府与平民教育运动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探讨国家政权在这一时期如何走向深入,整个平民教育运动又是如何演变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