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重大转向,翻译研究的范围由原来的纯文本研究逐渐扩大到社会文化背景研究。这种变化被称为“文化转向”。在这个过程中,勒菲弗尔提出了“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的观点,并提出了操纵三因素说,主张把翻译研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体系联系起来,在综合的大背景下探求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对译者翻译操纵的影响。本文试图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对比分析刘殿爵与斯蒂芬·米歇尔翻译的《道德经》英译本,从目的语文化和译者自身文化角度找出二者的不同之处,藉此探究不同译者政治意识与文化意识等因素对文学翻译的制约与操纵作用,分析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两差异颇大的英译本在目的语文化读者里广为接受的原因。全文共分除开引言及结论共分为三个章节,引言部分简单介绍本文写作动机及《道德经》英译历史；第一章对比介绍二译本及其作者,以及译文特点；第二章详细陈述了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即操纵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并以此作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从审美意象缺失、意识形态差异及译者文化中社会时代标记等角度来探讨翻译行为具体的操纵机制；最后一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并简要说明本文的不足之处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