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僵局是司法实务中真实存在着的一种现象,也确有化解的必要。直接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不具备合同法上价值基础的正当性,而情势变更等其他制度也并不能够破解合同僵局,比较法上英美法系的效率违约理论和大陆法系关于重大事由终止规则或永久性障碍合同自动消灭规则与我国现有合同法体系并不相适合,对比之下,法国民法的司法解除模式对我国合同僵局的化解大有助益。我国立法之所以选择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作为化解合同僵局的方案,是因为该规则的增设可以填补原《合同法》第110条存在着的构造不足,从而化解合同僵局,又能够统一司法裁判,还可以矫正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失衡,相较其他制度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规范目的和功能。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是法律赋予给当事人的一种程序性权利,权利主体不仅包括违约方,还包含守约方,其性质为形成诉权,具体适用时不仅要满足实质要件方面的实际履行除外情形下的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程序上还要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申请,由法院或仲裁机构对合同内容及能否解除作出审查裁判,在适用效果上则具体表现为双方当事人的合同解除和由违约方向守约方赔偿损失。由于该规则内容上的特殊性和高度概括性,导致其在具体适用时可能存在着诸如位置设计有违合同法体系、适用合同类型不明确、无法化解金钱债务合同僵局、合同解除生效时间认定不明、和可能会突破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等问题,为更好地促进其适用,相应地可以对该规则体系位置进行合理解释、明确适用的合同类型、增加金钱债务僵局化解方案、明确合同解除生效时间节点、程序上遵循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等方面进行具体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