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近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放缓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不少学者们认为中国潜在产出增长率下降是很重要的原因。理解这一变化的内在逻辑,对于准确把握当前宏观经济态势,为政府的调控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潜在产出增长率是经济中长期运行状况的变量,反映总供给能力,是长期经济增长水平一个非常重要的测度指标,更是把脉中国经济走势的关键。本文选择潜在产出增长率变动原因作为研究对象,在使用改进方法测算中国潜在产出增长率基础上,结合体制机制建立其决定因素作用影响的分析框架,围绕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因素变化的影响,使用统计数据进行计量实证和经验分析,为中国潜在产出增长率下降作出一个解释。建立在条件趋同分析框架下的实证结果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中国资本配置存在条件趋同现象,资本产出比调整速度在不同时期内相对稳定,物质资本的市场化配置效率有所提高。所有制变革使非国有企业在市场化配置方面的作用不断加强,对潜在产出增长率变动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国有企业资本利润弹性偏低及其投资的挤出效应,会相应降低潜在产出增长率。以银行信贷规模、非国有企业信贷、股票市价总值和储蓄率试度量的金融发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但这种作用有限,直接融资市场甚至没有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劳动力区域流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工业产值的增长,贡献度经历了一个典型的倒U型,在2003年到达峰值后缓慢下降,这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期间人口红利释放是同步的。中国人口转变带来了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已从无限供给开始向有限供给转变,经验研究表明这一转变在2003年前后就开始出现,目前人口红利式微,劳动力供给的制约作用已经显现,投资增长驱动潜在产出增长的模式日益不可维续。作为劳动力垂直效应的人力资本,在过去20年内对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甚至在部分年度表现出减缓增长速度的现象,但随着劳动力制约效应的出现,其对于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促进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是有效解决资本、劳动力两个要素投入增长乏力的一个重要增长源泉。市场教育体制在人力资本积累中的效率要高于公共教育体制,但在混合教育体制下政府补贴能产生高于单一体制下的积累水平。技术进步对于过去20年来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但与工业增长保持较高的一致性。以投资高增长形成资本积累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使中国技术进步方向偏向资本,阻碍了其经济增长源泉作用的发挥,由于偏向性在逐渐减弱以及劳动力投入的制约作用显现,技术进步对于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促进作用会增强。对外开放提升了中国经济国际化和经济区际化程度,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的技术扩散效应,对于促进中国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以及省区间市场分割,减缓了这种作用的发挥。资源环境约束是中国今后经济持续保持增长一个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通过技术进步的方式减少自然资源投入量,提高环境保护意识以及执行较高环境标准,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