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对书法有着浓厚的兴趣,加之个人大量的碑、帖拓本收藏,其书学思想和论书方法在清末书学界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以梁氏《碑帖跋》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书风环境,以梁氏的多重身份作为参考点,剖析其中的书学理论以及论书方法,将梁氏的书学思想与论书方法作一更具体而深入的体现。本文首先通过联系时代背景与梁氏个人经历,对《碑帖跋》的形成加以阐释。以梁氏个人收藏喜好为线索,观察动荡社会下所产生的书学思潮,将二者互作参照,探究《碑帖跋》形成的原因及历程。其次,深入挖掘、阐述《碑帖跋》体现的书学思想。通过分析梁氏对众多魏碑的题跋,发掘了他“魏碑体思想”的建立。对于梁氏南北方分书自相矛盾的态度,本文提出了梁氏的书学思想并非固化,而是随时间动态变化这一观点。从表象探究本质,寻找思想建立、变化的原因,从而发现梁氏意在《碑帖跋》中建立起了一套新的“以我为主”的书学思想与美学标准。再次,对以上这些书学思想背后所支撑的论书方法进行分析。无论是以文喻书还是科学论书法,都体现了梁氏看待书法的联系眼光和高维度视角。通过时间上的对应,发现这些治书方式恰巧与这一时期梁氏所提倡的西方治学方式相吻合。最后,文章分两部分谈及《碑帖跋》对后世的影响。第一部分为《碑帖跋》与梁氏另一书论作品——《书学指导》之间的联系,两部作品从形制、体裁上看上去相差甚远,但其中有着许多内在联系和相通原因。第二部分为《碑帖跋》对后世书学研究的现实影响,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式两方面展开,说明《碑帖跋》的出现对之后的书学发展道路有着不可或缺的创新性启发。从理论意义来讲,对《碑帖跋》进行考察不仅可以拓宽当前对梁氏书学思想的研究领域,也有助于完善和深化梁氏书学思想的内涵。从现实意义来说,从《碑帖跋》为出发点,以小见大,对书学史的关键转折点进行剖析,有助于更清醒地把握未来书学发展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