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与“宗族组织”为中国农村社会的两种重要组织基础,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调试过程中,这两种组织的变动趋势及角色互构均出现了恰当的调整。学术界对于宗族与村庄治理关系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三十余年,但仍在影响方式、影响程度、发挥正面或负面作用方面存在重大分歧。本文以西北地区的水泉村为案例,描述和梳理取消农业税前水泉村宗族的治理角色变迁,展现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失衡状态:传统社会行政权力渗透不足,宗族组织作为主要治理主体对国家早期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公社时期,行政权力单向度渗透至村庄内部,排斥大宗族精英担任村干部以压制宗族势力,破除农民组织性的阻力,宗族治理功能被取缔,从而使一些与农民利益相冲突的政策得以推行,造成失衡治理型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取消农业税时期,乡镇政府延续人民公社时期选择弱小家族人士扶植为代理人,干群关系紧张,农民负担沉重,行政与自治仍处于失衡状态。取消农业税及《村组法》修改后,竞争性选举获得更大范围的推进,通过还原水泉村2017年换届选举事件,论证宗族力量对村委会选举的作用效果,展现大姓宗族精英出任村干部的客观事实,填补并矫正内生型社会力量的缺位与异化,同时宗族也受选举刺激及村庄精英“经营宗族”而凝聚力增强,对村民自治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探讨将宗族纳入基层治理结构,分析宗族对村民自治影响的客观必然性,得出宗族与村民自治的基本关系为协作而非对抗关系,在行政化背景下通过“发现地方”以实现国家统合性力量与村庄自主性力量的平衡,回应宗族精英当选主职干部对现有的村庄行政主导性权力结构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