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和文学能够走向世界离不开海内外众多译者的努力。其中,翻译家兼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的译介和传播功不可没。因经葛浩文之手所翻译的莫言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对葛浩文的相关研究数量明显上升,其翻译风格一直是研究焦点之一。一般认为翻译风格研究的重点是发现和描述译者在译作中表现出的独特的、具有标志性的语言使用特征,包括词汇、句法、修辞、文化语言等不同层面的特征。然而,鲜有学者研究葛浩文的显化翻译风格。作为翻译共性之一的显化,指的是源文本中的隐含信息在目标语中的明晰化,可能发生在语法、语义、语用或话语层面上。伴随着显化翻译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发现不同的译者的认知特点往往会促成不同的显化翻译策略。本研究尝试运用关联理论从报道动词这一视角,探讨葛浩文的显化翻译风格。报道动词指的是在投射句中引导出话语或思想的动词,在小说中具有显现当时的语言环境、表明说话人心理活动和反映人物关系的作用。根据报道动词的语义内涵,是否含有说话方式,将报道动词分为显式和隐式。源语中的报道动词能够体现作者的话语与思想,译文中的报道动词同样可以凸显译者的翻译风格。因此,在小说的翻译中,报道动词的翻译尤为重要。汉语中相对模糊、单一的报道的动词,根据显化假说,译文中的报道动词应该更具体、丰富、清晰。本文主要运用关联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对葛浩文的显化翻译风格进行深层次的探究。关联理论认为,成功的翻译是寻找源文本和译语读者的最佳关联。这需要译者作为源文本的读者推测出源文本的交际意图,也需要译者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为了实现最佳关联,增加语境效果,减少读者付出不必要的处理努力。本研究基于语料库,其中包含五个子语料库,分别为《骆驼祥子》的源文本、葛浩文译本和施晓菁译本,《呼兰河传》的源文本和葛浩文译本,统计语料库中报道动词的形符、类符、时态和非谓语形式,从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研究葛浩文的显化翻译风格。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葛浩文是否显化翻译源文本中的报道动词?（2）葛浩文对报道动词的显化是译者翻译风格的彰显,还是翻译普遍性特征?（3）葛浩文的显化翻译风格是否服务于实现最佳关联?研究数据显示,从报道动词角度,葛浩文的翻译的确存在其显化翻译风格。葛浩文对《呼兰河传》和《骆驼祥子》中的报道动词的显化翻译存在一致性,同时,与施晓菁的《骆驼祥子》的英译本对比,葛浩文的显化翻译存在独特性。在词汇层面,一方面添加重复性地添加单一的报道动词“say”等,另一方面对源文中相对单一和模糊的报道动词根据语境进行语义显化,呈现出语义更加明确的、多元的报道动词。同时,在语法方面,葛浩文通过报道动词的显化翻译,呈现出多样的时态和非谓语形式。葛浩文的显化翻译风格正是为了实现最佳关联所做出的努力。首先,源文本中的报道小句通常由单一的“说”引导,因而葛浩文对于没有报道动词的报道小句,重复性地添加与“说”意义相近的“say”等,增强译文与源文本的关联度。其次,在明示推理过程中,葛浩文尽可能将语境中隐含的信息传递给读者,为了明示交际意图而采用语义显化,减少读者不必要的处理努力。最后,译者为了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并使源文本的意图较准确地被读者认知,且在目的语和源语之间构建最佳关联的语境以此来实现成功交际而采取语法层面的显化。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有两点。首先,本文聚焦于葛浩文的显化翻译所体现的翻译风格,以往葛浩文的翻译风格研究一般聚焦于其忠实性和叛逆性。其次,本文从报道动词这一具体视角研究其显化翻译风格,以往的显化翻译研究多研究连词、代词等的显化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