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1.厘清宋以前、宋金元、明清民国、当代等各个历史时期,血、水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2.厘清宋以前、宋金元、明清民国、当代等各个历史时期,“水血同病”不同概念体系下的临床应用模式。3.厘清血、水和“水血同病”概念的发展脉络,总结血、水和“水血同病”概念及其应用体系的发展规律。4.总结提炼“燕京刘氏伤寒学派”的学术源流、发展特色,“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证”“湿证”“痰饮”“津液链”及“水血同病”的理论阐释,以及基于“水血同治”的辨治规律和证治经验。方法:本论文采用知识考古学话语构成的分析方法,以各个历史时期的官方文献和影响力较大的医家著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例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千金方》,以及金元四大家、张景岳、叶天士、吴鞠通、唐容川、周学海、王清任等医家著作。现代中医理论研究的主要文献是全国统编第1-9版《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内科学》教材。首先,明确该时期的主流思想,确定该时期的话语场。其次,以血、水为对象,探讨各时期的血、水概念关系,提炼各时期血、水概念的知识型,总结各时期“水血同病”概念的含义。再次,比较各时期血、水概念的知识型和含义,各时期“水血同病”概念的区别,阐述产生这些区别的原因。结果:1.宋以前的“血证”“水证”与“水血同治”研究宋以前的血证重点关注出血性疾病,包括咳血、呕血、便血、尿血、衄血等。宋以前医家认为血证形成的原因有多种方面,主要有气、火、热等因素。通过历史考察发现:宋以前医家对血证形成原因的认识多集中在违背了大的自然规律,如气血之间关系规律、五运六气规律和五行生克制化规律等。血证的治疗思路多从气、火、热等因素考虑。宋以前医家从气、火、热等因素治疗血证,是在大的自然规律前提下通过判断是否出现了不协调的情况而进行。瘀血是导致多种疾病的重要因素,包括痛症、痹症、厥证等都可由瘀血导致。宋以前医家已经认识到了瘀血在疾病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宋以前医家更重视从“象”上来判断是否有瘀血,进而治疗瘀血,临床多采用疏血气、通经络、散恶血、温则消而去之、导下等方法。宋以前的水证主要指水肿、水气、痰饮等疾病。宋以前医家主要是根据表现在外的部位、症状和特性对水证进行分类,同时,将水证纳入到阴阳五行的理论体系之中。在对水证形成机理的认识中,尤其强调气在水证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治疗上并未完全由气、水等概念构建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诊疗过程。“水血同治”的情况出现较多,就其论述来看,多为该疾病血证兼见水证或者水证兼见血证,具体主要指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水气病中兼见瘀血,临床中采用利水和祛瘀的中药共同组方。同时,痈肿成脓后“水血同见”时,也有水血共同组方治疗的情况。第二,月经病、带下与经血同见时,从治水、治血两个方面共同组方。第三,痰瘀同治。由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著作中的“痰”与后世的“痰”概念存在差异,因此“痰瘀同治”多为后世医家所总结。另外,痰、瘀多为致病因素,临床疾病中多有痰瘀同时出现、方剂组成中也多为治痰药与活血药联合应用。本时期的血证与水证之间并无过多的因果关系讨论,临床上多采用“随证治之”的治疗方法。“水血同治”多为在“随证治之”的前提下,疾病出现血证与水证兼见情况下的共同治疗。2.宋金元时期的“血证”“水证”与“水血同治”研究宋金元时期,火的重要作用被医家重视,在血证的诊治理论中,火被突出强调。宋金元时期,医家逐渐开始从重视气、热、火等因素在气血之间关系规律、五运六气规律和五行生克制化规律中的地位,转而关注“气”“火”“热”等因素本身在血证中的重要地位,进而集中关注火邪在血证中的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宋金元医家将血证的论治集中到火上,但其观点主要是强调火的重要作用,而非以火为中心建立因果关系紧密的理论体系。宋金元时期的水证主要指水肿和水气等疾病。同时,痰饮、带下病、痈肿成脓流水的情况也多从水证的角度考虑。本时期对水证的分类除了延续《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中的分类方法,还以阴阳五行、脏腑理论重构《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的分类模式,并且提出了阴水和阳水概念,使水肿的辨治更加丰富。尽管对水证的形成原因多有发挥,但就水证的具体治法而言,宋金元时期基本延续《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的论断。宋金元时期,“水血同治”多为疾病中血证与水证兼见时的共同治疗。但是,宋金元医家鲜有从血水相互转化机制的角度探讨“水血同治”。与宋以前医家不同的是,本时期尤其重视导致疾病的内生因素。内生之火、风、痰、瘀受到重视,很多疾病都是从这些因素出发进行探讨。因此,“痰”和“瘀”作为两种重要的内生因素,在这一时期的相关论述逐渐增多并日益受到重视。尤其是著名医家朱丹溪倡导“百病多由痰作祟”,痰在疾病中的重要地位不断被凸显。在临床治疗中,宋金元时期的医家并未过多关注“痰”和“瘀”之间的相互转化机制。当疾病中同时出现痰证和瘀血证时,多以痰瘀共同治疗为主。但是,当疾病中只出现痰证或只出现瘀血的情况时,则不会过多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宋金元时期的“痰瘀同治”与“水血同治”相似,多为痰证之中出现瘀血或者瘀血之中出现痰饮时,采取共同治疗的方法。3.明清民国时期的“血证”“水证”与“水血同治”研究明清民国时期逐步构建了以“气水——血火”为核心的血证诊治理论,临床上也将气水血火定为血证的诊治关键,即血证的核心病机。在治疗上,重视火在血证中的关键作用,从火论治。同时,清末民国时期对于血证的论述也受到了西方医学的影响。另外,明清民国时期医家对瘀血病症也非常重视,多在气的基础上论述瘀血证治。明清民国时期,在从五行生克制化角度讨论水证的基础上,重视从肺、脾、肾三脏治疗水证。在水证的诊治中,明清民国时期的医家重视脏腑之气在水证中的重要作用。该时期医家多认为:气是导致水证的关键,气行则水肿自消。同时,将气与脏腑联系在一起,尤其重视肺气、脾气、肾气在水证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水证治法而言,多延续《内经》《金匮要略》中的论断,同时又有各自的发挥,尤其是补法和从肝火论治水证被该时期医家所强调。明清民国时期,“水血同治”为血证兼见水证或者水证兼见血证情况下的共同治疗。尽管出现了大量的关于“水血同源”和“血汗同源”的论述,但在对“水血同源”的论述中,特别强调气在水血同源中的重要作用;就血汗关系而言,尤其重视气的作用,而对疾病中的水血之间的转化机制关注较少。因此,明清民国时期的“水血同治”为血证兼见水证或者水证兼见血证情况下的共同治疗。另外,明清民国时期在继承前辈医家学术经验的基础上,对“痰瘀同病”、“痰瘀同治”等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和实践经验,对临床有重要指导价值。4.当代的“血证”“水证”与“水血同治”研究通过对历版全国统编《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内科学》教材的分析后发现:当代学者构建了很多新理论和新概念,同时使用原有的词汇来表达新的理论,现代中医学者关注的焦点也发生了很大转变。就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而言,现代学者更加关注血证和水证发生的病因和疾病演变的机制。同时由于更加关心疾病产生的病因及演化机制,血、水、痰、瘀等具体物质被现代中医学者所强调。这种转变使中医原本同时关注疾病的关键和产生机制,转为只关注疾病的机制。另外,当代中医的辨治思路与西医思维比较接近,可以说受西方医学的影响较为深刻。同时,由于中医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一些概念被泛化后形成新的概念,如将水血共同治疗演化成“水血同治”,进而构建“水血同病”理论。当代学者构建的“水血同病”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水、血表示疾病的阶段或病证的范围,是抽象概括多种情况的概念,与构成人体的血和水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二,“水血同病”强调血、水之间的相互转化机制,“水血同治”也是根据血水之间的相互转化机制指导临床选方用药。第三,“水血同病”多是在临床具体疾病之上的大一统的理论讨论。构建“水血同病”的目的是指导临床几乎所有疾病的诊治,其讨论的重点多与具体疾病相分离。值得注意的是,在“水血同病”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存在套用现代医学知识论证解释“水血同病”的情况。5.“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血病证的辨治规律研究“燕京刘氏伤寒学派”传承谱系清晰,学术特色明显,发展迅速,规模庞大,科研、学术、临床齐头并进,成为影响海内外各中医学派发展的典范。首先,“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于“水证”“湿证”“痰饮”“津液链”等病症的学术观点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系统梳理了“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血同病”的独到认识和辨治规律,即:水血同源,生理攸关;水血同病,病理密切;水血同调,辨治精当;以及辨治要点,尤需注意等四个方面。治疗上,由血病水者,治血为主,兼以治水;由水病血者,治水为主,兼以治血;水血同病者,治水、治血并重。本论文梳理出“燕京刘氏伤寒学派”临床常用的“水血同治”经验方34首,包括:治血为主,兼以治水的柴胡活络汤、三草活络汤、柴胡止痛汤、柴胡鳖甲汤、宣络化瘀汤、珀朱六一汤、遂金丸、养阴活血利水汤。治水为主,兼以治血的苓桂茜红汤、三参苓桂术甘汤、柴胡解毒汤、三草柴胡解毒汤、三石柴胡解毒汤、白玉消胀汤、消胀除湿汤、加味黄连导赤汤、加减木防己汤、归芍温胆汤。以及治水、治血并重的荆防肾炎汤、加减旋复花汤、加减柴胡桂枝汤、加味知柏地黄汤、滋阴潜阳汤、三草芍甘汤、柴胡排石汤、桂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加减、桃红温胆汤、丹桅温胆汤、金铃温胆汤、菖郁温胆汤、丹郁温胆汤、失笑温胆汤、百地温胆汤、黛蛤温胆汤。最后,列举了本学派三代传人(刘渡舟,王庆国,闫军堂)从“水血同治”辨治临床各科疾病的证治经验与临床案例,对临床有所裨益,可资借鉴学习。结论:本文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宋以前、宋金元、明清民国、当代)“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理论的系统考察发现:各时期医家对“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的认识不尽相同。在王庆国、李成卫团队前期973课题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各个历史时期医家在构建中医理论过程中,当时主流思想的影响十分重要。就“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而言,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西方哲学在中医理论构建中具有一定的影响。以两汉经学为例,两汉经学中的天人宇宙论是影响宋以前医家构建“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理论的主要思想。由于天人宇宙论强调各事物的归属及与天地、外界的联系,因此,该时期医家重视导致疾病的外因,而瘀血、痰饮、水湿等内因并未受到重视。“水血同治”也是血证中兼见水证或者水证中兼见血证时的共同治疗。宋金元明清时期,经过两宋哲学家的发展,中国哲学进入了理学成为主流学说的时代。与两汉经学中的天人宇宙论不同,宋明时期的理学强调“本体论”。因此,宋明理学中的“本体论”是影响宋以后医家构建“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理论的主要思想。由于宋明理学强调事物本身的作用,为此该时期医家重视自身导致疾病的因素,在此情况下瘀血、痰饮、水湿等内因受到重视。由于宋明理学中的“本体论”与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存在差异,尤其在因果关系的认识方面有较大差异。因此,“水血同治”也是血证中兼见水证或者水证中兼见血证时的共同治疗,而并未形成“水血同治”,也并未由“水血同治”形成“水血同病”概念。自西学东渐以后,西方哲学对中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影响愈发加深。在西医占据主流话语权的大环境下,中医理论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其核心理论的构建。其中概念思维和结构功能理论对中医的影响尤其深刻。就“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而言,现代中医对病机概念理解的转变,促使当代学者重视“痰”“瘀”等内生因素构建“水血同治”,并基于“水血同治”构建了“水血同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