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医药流通领域的正常运行关系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医药行业属于政策驱动型产业,自2009年“新医改”提出以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持续受到广泛的关注。“两票制”政策是在“新医改”背景下予以颁布的,直接作用于医药流通领域,从而对整个医药产业链条产生影响。“两票制”政策作为一项新政,已对医药行业产生一定的影响:费用畸高现象被予以关注,部分药企受到证监会问询及处罚,与此同时,医药企业也受到了财政部的重点关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医药流通领域的正常运行关系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医药行业属于政策驱动型产业,自2009年“新医改”提出以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持续受到广泛的关注。“两票制”政策是在“新医改”背景下予以颁布的,直接作用于医药流通领域,从而对整个医药产业链条产生影响。“两票制”政策作为一项新政,已对医药行业产生一定的影响:费用畸高现象被予以关注,部分药企受到证监会问询及处罚,与此同时,医药企业也受到了财政部的重点关注,进行开机信息质量的检查。因此,“两票制”政策对医药行业的影响亟待理清,以更好的评价“两票制”政策的实施成果。本文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以及政府干预理论这三大理论为依据,首先将“两票制”政策实施的时间作为切入点,分析药品定价模式和药品流通模式在“两票制”政策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其背后的原因,从而得出“两票制”政策的实施规范了药品流通渠道,压缩了药品流转的环节,但并未达到降低药品价格虚高的目标的结论。然后,通过医药行业同其他企业的对比引出近年来医药行业销售费用畸高现象,并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首先纵向比较了医药行业销售费用的增长情况,并通过与收入等相关数据的配比排除了销售费用的增长系业务扩张这一因素所致;然后通过医药行业内部各类型企业相关财务数据的对比,发现“两票制”政策对医药生产企业的影响同医药商业企业相比更为显著;接着对受影响较大的医药生产企业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太极集团以及步长制药和珍宝岛问询事件为案例基础,探究了医药生产企业受政策影响所导致的销售费用变动情况及其背后的原因,“两票制”政策造成医药生产企业销售费用增长的内在因素是业务模式的选择,并结合我国医药行业布局分散,集约化程度不高的特点进而得出“两票制”导致医药企业销售费用大幅增长是必然的结果。同时,论文针对“两票制”政策所暴露的医药行业费用过高的问题,以财政部2019年的开机信息质量检查为基础,探究了“两票制”政策影响下的政府监管作用。并通过医药企业应收账款等数据的对比分析,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阐明“两票制”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所造成的不足,为论文的建议部分提供基础。
其他文献
越来越多的人群正在涌入一二线城市,但是一二线城市高额的房价以及物价,导致商品房的成交率大幅度放缓,大量的商品房被闲置,同时,租赁住房的需求正在与日俱增。在2016年底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上,明确指出了“以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作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政策指导方针,以及在十九大的会议内容中明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主要问题,这一系列政策预示了长租公寓成为房企解决大量积压库存的有效方式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自由化的推进,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企业纷纷寻求突破扩大产业规模。并购重组能够迅速整合资源,利用规模经济效应迅速壮大企业,因此也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我国资本市场也衍生出了一种特殊的并购模式——“上市公司+PE”型并购。“上市公司+PE”的并购模式通常是指上市公司与私募股权投资机构(private equity,PE)共同参与到并购项目中来,上市公司借助PE雄厚的资金以及
“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宏观环境之下,技术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形成自身核心竞争力成为了高科技行业当前发展的主旋律。同时,随着科技对我们生活的渗透,可视化的需求使得显示器件行业与各类高科技产品结合得更为紧密。2018年工信部与发改委一同发布《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显示器件行业的发展将推动电子产品、互联网、物联网、智能家居等领域的发展,将推动新的消
<正>总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的绿色科技初创公司Globe Fuel Cell开发了一种用于避免有害物质排放的数字化燃料电池联网设备,加快工业企业走上脱碳之路的步伐。在斯图加特Logomat国际会展的展台上,联邦德国经济部展示了这家公司的新技术。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开始走出国门。“走出去”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总的发展方向。2013年中国政府启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带来了新一轮“走出去”的机遇。现今,许多国内外学者对于并购动因及并购绩效的研究较为丰富,但研究结论却不完全一致。同时已有的文献大都集中在对于单一并购动因及绩效的研究上,对于一家企业连续多次跨国并购的研究较少。本文则选取吉利控股集团从2009年
1994年,美国华平集团在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对亚洲市场进行投资并由此引入了估值调整协议(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即对赌协议。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用并购手段进行扩张和发展成为企业的一种常见手段,而在实际的并购活动中,基于对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所带来风险的规避,投资方与目标公司或目标方股东或者其实际控制人往往会签订对赌协议以保护双方的利益。对赌协议在中国出现
<正>《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一书生动记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从出生到解放大西北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经历,该书编纂严谨,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是一部研究西北革命根据地和习仲勋同志为党无私奋斗一生的好书。翻开书页,能感受到老区人民对他的无限怀念和热爱之情扑面而来。该书有三个鲜明特色。
以68个重瓣型荷花(Nelumbo nucifera Gaertn.)品种为材料,运用层次分析(AHP)法对其植株整体特征、花部特征、结实和果实特征以及莲蓬特征4个方面共22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建立重瓣型子莲品种的综合评价体系。结果表明:花部特征以及结实和果实特征是影响重瓣型荷花综合评价的关键因子,权重较高。根据综合得分对供试68个重瓣型荷花品种进行分级,其中,Ⅰ级包括‘满堂红’(‘Mantang
自19世纪末期开始,全球已经历了七次并购浪潮,并购市场的发展也逐渐走向成熟。而始于2005年的第六次跨国并购中,中国成为并购浪潮的中心,第七次并购浪潮的到来,也开启了中国的并购时代。自1997年新中国上市公司收购兼并第一案“宝延风波”算起,我国的并购发展到目前也才20多年,因此制度上的缺陷也引发关联方并购中的乱象频发。近几年来,我国关联方并购在交易市场中的占比逐渐增多,关联并购盛行。在我国特殊的政
医疗器械行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中最具发展潜力的行业之一,涉及的学科领域十分广泛,包括影像、新材料、高端制造等科学技术的综合应用,进入门槛较高,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是否达到尖端水平的标志之一,也是我国重点鼓励发展的朝阳产业。由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及外部环境与传统企业相比发生变化,因此其企业价值驱动因素也相应发生改变。我国医疗器械企业多数处于快速成长期,既面临研发投入巨大与产出不确定性程度高、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