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赌博现象发轫于先秦的“博戏”，随着历史的演进，赌博种类日益繁多。当时纷繁的赌博现象可归纳为竞技和随机两类。尽管同属赌博，但是它们在古人法律意识层面存在重要差别，以至境遇不一。赌博现象出现伊始，就对己与群、家与国形成种种潜在而紧迫的危险。这些危险具体包括：因赌争执斗殴杀伤、赌博上瘾荒废本业、破坏家庭和睦关系、诱发窃盗诈财案件、导致社会风气颓废、腐蚀官制军政等等。因此，反赌言论随之而起。反赌论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全力论证赌博行为之祸害。反赌理论的核心在于赌徒的人品道德与国家终极道德理想，这一特点高度契合传统法律文化趣向。所以，这些批评与抗议事实上成为历朝历代的“禁赌立法理由书”，长期主导了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工作。自先秦至清末，国家法律大多将赌博行为定为犯罪，刑罚几度达到严酷程度。但是在“禁赌”之法历代相沿的同时，“纵赌”、“用赌”也常成为当权者的变通之计。司法实践之中，在大量赌博罪犯受到查处的同时，民间的“好赌之徒”却依旧大有人在，非法赌博活动泛滥。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四：赌禁缺乏充足的情理支持；为赌博现象辩护的思潮长期存在；爱好赌博之人数量较大；司责缉赌之“胥吏”贪赃枉法。这些因素虽然未能决定古代中国治赌法律的面貌，但是有力地影响了其施行效果；因此，它们构成当时对于“赌禁”的弛禁势力。长期以来，以上弛禁势力与以治赌法律为代表的严禁势力激烈角逐。个别时期个别地区，弛禁势力可能大获全胜；但是整体看来，反赌主义仍然有效控制局面。古代社会清代终结之际，情势出现微妙变化。政府威权降低，彩票赌博崛起，原有均衡已然不在，治赌法律变革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