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契尼的《蝴蝶夫人》描述了屈从而忍辱负重的东方女子，无怨无悔地爱上了残忍薄情的西方男子，忠诚地等了他三年，最后还是被西方男子无情地抛弃，绝望地自杀。毫无疑问，《蝴蝶夫人》是西方男子一厢情愿的作品，他们把东方女子定型为美丽漂亮、温顺可人的蝴蝶夫人，她们无怨无悔地爱上残忍薄情的西方男子，甘愿为西方男子献出一切，包括生命和尊严。而西方男子只要抓住蝴蝶，便用钢针刺穿她的心脏，将她制成标本或玩物，而他则扮演着浪漫潇洒的收藏家或猎手的角色。显而易见，《蝴蝶夫人》的故事中有着深深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痕迹，更为糟糕的是，它帮助西方人构建了对东方人在种族和性别上定型化的网络，使得蝴蝶夫人成为对东方女子的刻板印象。 西方殖民者用男性来描述自己，用女性来代表被殖民者。他们将对被殖民者的征服比喻成男人征服女人。在男女天生有别的假设下，被殖民者就永远不可能和殖民者一模一样。而且，西方殖民者将东方男子女性化，这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阉割行为。通过占有东方女子、阉割东方男子和弱化东方，西方获得了某种优越感。 决意要写出一部“伟大的《蝴蝶夫人》似的悲剧来”的黄哲伦在他的《蝴蝶君》一剧中，巧妙地把普契尼的蝴蝶夫人这一对东方女子的刻板印象编进了法国外交官和中国京剧名伶的爱情故事中。黄哲伦写出了一部男女关系、东西方关系以及殉情方式都颠倒过来的《蝴蝶君》，不仅解构了对东方女子作为定型的蝴蝶夫人的刻板印象，而且也颠倒了原有的东西方权力关系，成为与西方中心主义相对立的他者的声音，对原有的东西方关系中潜在运作的文化霸权与权力关系进行了一次惊人的倒置。通过击碎西方男子脑海中关于东方女子是蝴蝶夫人的刻板印象，以及倒置原有的无怨无悔的东方女子和残忍薄情的西方男子的角色，黄哲伦实现了这一惊人的倒置。 《蝴蝶君》一剧曾被视为是一部反美的戏剧，但是黄哲伦在该剧中并不是要宣扬东风压倒西风的政治观点，而是寄希望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今天，东西双方都能反省自我，丰富自我，彼此坦诚相待，“切穿层层的文化和性别的错误感受”(Hwang，100)，抛弃旧有的刻板印象，由对立、对抗转为合作、交流，这就是黄哲伦在《蝴蝶君》一剧中所要表达的政治观点。我们相信在多元化的文化景观中，这也许是不无道理也不无乐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