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的理论沉思在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发展瓶颈的现实制约面前必然要推动生态的观念走向实践论的思维路向。现存的资源环境状况不允许人们的发展方式、即以“发展”的形态所实现的实践方式重复旧路，毕竟，旧的发展模式只能让人类走向不归。新的发展方式能否解决人类自己制造的生态环境问题，把被颠覆的人地实践关系再颠倒过来，不能仅仅把人们的实践对于人的价值功能作为唯一评价原则，正确的路向应该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因此，人类实践的生态向度作为当代实践观的一个重要问题必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实践的生态向度的当代呈示意味着传统实践方式的生态向度的缺失。传统实践方式在控制自然的理性狂欢中导致了自然与人的敌对，这就是自然界报复人类的实践根源。但是，生态向度的缺失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在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中使得传统实践方式必须要从自然、社会、人的三维复合中获得科学性和时代性。鉴于此，传统实践方式必然在当代生态学的批评中实现生态转向。 传统实践方式的生态学解构必然走向具有生态合理性的实践方式，即生态实践。在现存的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生态实践就是以生态学原理为依据，以生态环境的整体性规律为内在制约、以人地协调发展为价值旨归和对良好的生态环境的需要为根本动力的物质性实践。生态实践不是传统实践方式的社会向度和人本向度的基础上的生态向度的简单增加，而是对传统实践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其所蕴涵的价值指向就是以对实践对象及其内在价值和运行规律的尊重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作为人的对象性的活动，生态实践不是通过对象的自在性的丧失而实现自然的人化，而是二者的互动优化。在生态实践的理论图式中，人类必须调整自己的物质性需要内涵，形成建立在生态需要基础上的自律性的适度需要，从而，从实践的动力学源头重新整合实践的要素关系。生态实践的基本过程是贯穿于整个实践活动过程的对人的实践的生态控制，从实践目标的确定(双赢的实践方案和发展规划)、实践方式的选择(生态控制)、实践结果的检验(GDP核算制度、生态环境的标准体系、产品认证标志)到实践目标的修正(反馈调节)，其中，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对实践方式进行生态控制的总体性要求。 生态实践的运行过程还蕴涵了实践本身的秩序和趋势，即生态实践的基本规律。实践规律是一个尚待深入揭示的课题，在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方面的生态实践的运行规律所揭示的人类实践的内在本质必然是实践的生态向度和生态合理性对实践方式的内在规定。在实践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生态实践的基本规律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生态实践的效能规律：环境的优化与人的自我发展的统一；生态实践的结构演化规律：人的活动的整体化与专门化的统一；生态实践的创造性规律：二维继承性与人的创造性的统一；生态实践的互动规律：人的能动发展性与生态整体制约性的统一。人类实践的这种生态合理性彰显了生态实践的基本特征，即生态实践是师法自然的实践、系统整合的实践和互动优化的实践。 生态实践是在生态意识的当代觉醒的观念背景下对传统实践方式的生态学批评。生态意识是在生态危机的现实境域中对人类发展方式的批评性反思，在对传统生态意识理论资源的当代诠释和对现代人类改造自然的观念性批判的基础上，当代生态意识作为时代的主导精神和主流意识与人们的实践活动日益密切地结合起来，推动形成对传统实践方式的批判转变和新的生态实践的形成发展的观念驱动。生态意识的当代觉醒，其精神实质在于人地共生的发展理念向着人们的日常实践的普遍性渗透。生态实践与生态意识是一对矛盾着的范畴，生态意识的实践性生成的基础性以及生态实践的意识性生成过程之间构成了生态学时代人们的实践方式和实践观念的辩证法。生态实践的意识性生成体现为这样几个方面：意识观念、生态教育、政策制度对当代生态实践的观念性推动。 生态实践的理论方面的逻辑运行“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生态实践不是孤立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的物质性活动，而是实践的社会向度、人本向度和生态向度的统一和生成。作为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当代实现的循环经济在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的解决方面就是以生态实践为实践观基础的。循环经济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引起了人们的自然观、发展观、生产力观的当代转变。作为生态文明的集中体现的循环型社会、或者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以循环经济为基础的生态学转向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以人与自然的物质性关系为主题的社会架构通过生态实践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