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文学革命的发动者,陈独秀在1907年留学日本时就已经接受了独异众人的西方个人主义思想,而这一转变在其旧体诗中得到了强烈地体现。西方现代个人主义思想帮助陈独秀在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上实现了突破。这就很容易理解在发动文学革命之前,陈独秀就已经对当时的各种文学潮流做出了否定。1916年与胡适交流文学革命的通信,正是陈独秀思考如何建设新文学的表现。文学革命发动之后,陈独秀始终提防各种旧文学观的“复活”,将抒情作为文学的根本特征,坚持文学的审美独立性,并将其放在启蒙语境之中,实现与写实主义的糅合,故而提出了“客观的刻画人情”的主张。在语言革命中也提出了“语求近于文,文求近于语”的观点。而在五四运动之后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中,针对新文化运动出现的浮躁、空疏的危机,陈独秀将“抒情”的文学艺术作为挽救人心的唯一手段,以求避免“拿神圣的新文化运动做射利底器具”的现象。在他看来,通过文学艺术改变人心,才是实现民主与科学的关键与根本。抒情的自觉使文学在陈独秀心目中获得了高于一切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