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问题”也即“偏见”问题,简单说就是人们对偏见的态度问题。它涉及了认识的可能性以及主观性与客观性这一认识论上的重要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本文主要选就培根、波普、伽达默尔三人,围绕“培根问题”的发展历程、意义以及困境,分四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培根问题”的最初体现。虽然培根本人没有明确提出“培根问题”这一哲学概念,但是他的思想中已经蕴含有这方面的内容,或者可以说是“培根问题”的最初体现。在《新工具》一书中,培根系统分析了假象或者说偏见如何导致认识犯错误,并由此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他一方面明确主张认识从偏见出发会导致认识犯错误,另一方面又承认认识总是从偏见出发,这不可避免。与自己对偏见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矛盾看法相联系,培根在偏见问题的解决上也产生了矛盾态度。从经验认识原则出发,培根认为一切认识都开始于感官知觉,认识的本质就是对客观实在、感性自然的描摹,人类的认识活动就是一种反映活动。而我们的感官知觉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它的反映绝不可能是完善和精确的,总有一定的相对性和主观性,会产生种种偏见。因此,我们必须运用经验归纳法把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克服感官的局限性,剔除偏见。需要注意的是,培根在有的地方也承认偏见是无法剔除的,“四假象说”的目的也只是让人警觉假象对真理的阻碍作用。第二部分讨论波普对“培根问题”的重新发现及其解决。波普将培根的理论称为“教条主义”,批判了它的错误。在批判过程中,波普重新发现了培根在偏见问题上的矛盾态度,并且明确提出了“培根问题”这一哲学概念,即偏见与通过经验获得知识或者“观察证实理论”之间的矛盾问题。他认为,偏见不是阻碍人们正确认识的障碍,而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是人们认识的出发点,偏见与通过经验获得知识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由此波普认为证实一个理论是没有意义的,观察只能证伪理论。从这个观点出发,波普提出了关于“培根问题”的证伪主义的解决方法。波普将他的解决方法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提出可驳斥性,或者可证伪性,或者可检验性的标准。第二步是提出观察只能证伪理论而不能证实理论。当然,波普并没能真正解决“培根问题”。他认为观察不能证实理论,观察必须是起因于对某种理论的驳斥,它的目的是发现理论的弱点,从而证伪这个理论。因此,他只是试图通过消除矛盾来解决矛盾,实际上是取消了“培根问题”。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伽达默尔对“培根问题”的关注和诠释学解决。从对培根自然解释法的批判出发,伽达默尔把偏见称为前见,从正面阐述了自己的前见学说。受海德格尔的影响,伽达默尔认为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而“前见”之所以在历史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是由于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从权威与理性的对立出发,启蒙运动把削弱权威作为自己的任务,进而抬高理性的地位。但是,当启蒙运动把一切放在理性的审判台前,试图消除人们思想中所有前见的时候,它在无意中也为自身设置了一个前见,即以理性而不是传统作为权威的最终源泉。这样,伽达默尔就揭示出了启蒙运动中前见思想的缺陷,完成了对前见合法性的辩护。进一步,伽达默尔承认,前见有两类,即“真前见”与“假前见”;在肯定“真前见”的同时,他明确表示要剔除那些“假前见”。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把时间距离提到了一个突出的地位上,提出正是时间距离使“真前见”与“假前见”在理解过程本身之中被区分开来,并且“假前见”被剔除,从而完成了他对“培根问题”的诠释学解决。第四部分总结了“培根问题”的意义及困境。“培根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首先虽然哲学家们各自所持的观点不一样,但是都弘扬了认识的主体性,是对认识理论的丰富和拓展。其次,“培根问题”探讨了认识的可能性与客观性问题,否定了绝对客观性的存在。最后,“培根问题”的研究为现代认识论的转向——主客二分转为克服主客二分——提供了契机。而培根、波普、伽达默尔三人虽然都对“培根问题”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但是,他们都没能真正完成这一任务。分析原因,均是思路上出了问题。培根和波普都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分析认识犯错误的原因是否与偏见有关,由此决定对待偏见的态度。与他们不同,伽达默尔重新回到了偏见本身来考查问题,并且从本体论这一崭新的角度对“培根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他没能正确解决偏见与认识的客观性之间的关系,把偏见在本体论上绝对化了,因而也没能在本体论上走到尽头。可见,要想真正解决“培根问题”,就必须彻底抛弃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回到偏见本身,回到本体论,将偏见与自己和世界融为一体,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培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