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地位自唐代中后期开始上升,盛于宋代,最终成为四书之一,其地位在宋代地位上升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宋儒对它的研究。剖析宋初儒者对《中庸》的研究对于探讨宋代学术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的发展都有重大价值,但是学术界对此研究还十分薄弱,有鉴于此,本文对宋儒司马光、苏轼《中庸》诠释进行比较研究。文章内容如下：第一章引言,第二章主要简述苏轼、司马光对《中庸》诠释的社会背景。佛道对儒学的挑战,以及汉唐以来对《中庸》的诠释以及同时代重要人物对《中庸》的诠释,这成为苏轼和司马光《中庸》诠释的社会背景,为下面行文提供了铺垫。第三章司马光对《中庸》的诠释。司马光对“中”“庸”“中和”“迂”“中庸之道”的阐释以及他阐释《中庸》的方法。第四章苏轼对中庸的诠释。苏轼对“诚”、“明”、“知”以及“中和之道”的理解,以及苏轼阐发《中庸》的方法。第五章苏轼、司马光《中庸》诠释的异同。主要分析苏轼和司马光对《中庸》诠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以及之所以相同和之所以不同的原因,通过对苏轼、司马光《中庸》诠释思想做一个比较深层次的梳理,推演出研究的意义。希望通过此研究,凸显宋初非主流学派对《中庸》研究的意义,从而更全面地还原宋代学术的本来面貌,拓展研究宋代学术的视野。儒学危机、义理之学的兴起,是苏轼、司马光对《中庸》进行诠释的社会背景,它们为二者诠释《中庸》提供可理论渊源与外部刺激条件。汉唐以来佛道迅猛发展,其本体论、心性论日趋成熟,而对于儒学本身来说,当时儒学在心性论与本体论处于相对弱势状态,导致了儒学无法与佛道相抗衡。儒学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实现本体化,《中庸》在本体化的要求下凸显出来,再加义理之学的兴起,推动了司马光、苏轼对《中庸》的诠释。宋儒非主流学派的《中庸》诠释有比较突出的是苏轼、司马光,二者对《中庸》的诠释是儒学之道的回归,司马光《中庸》研究虽未能实现儒学的本体化,体现出了对传统儒学的延续,苏轼通过对佛道的批判以及对儒学道统的阐述,重现先秦儒学的真谛,希望恢复《中庸》的“本来面目”。本文通过比较司马光和苏轼诠释《中庸》的共性以及差异性,推演出苏轼中庸论的特点,同时,以小见大,通过对司马光、苏轼对《中庸》诠释的方法以及人性论基础的比较,凸显宋初非主流儒者对《中庸》研究的贡献,他们的研究对理学体系的建构、理学的发展演变、道统论的发展完善都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