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及其演变，历经了从预备仿行立宪、君主立宪到共和宪政的全面展开等重要历史阶段，这个过程波澜曲折，最终归于失败，留下了及其深刻的经验与教训。本文从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及其演变的角度对汤化龙一生的宪政思想与宪政实践进行系统考察，总结其丰富的宪政经验，尤其是借鉴他失败的深刻教训，为当代中国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服务，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非常深远。　　在汤化龙早年时期，正值清末新政和预备仿行立宪时期，家庭、旧学、仕途与国家危难、维新思潮的综合作用促使他留学日本，深受日本君主立宪的影响，撰写了《议会论》，系统阐述了君主立宪思想，成为坚定的君主立宪派骨干。　　汤化龙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中回国，他利用担任湖北咨议局议长的身份，在湖北乃至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君主立宪运动，并在保路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中冲锋陷阵，非常激进，却在绝望中收场。　　在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中绝望的汤化龙恰逢武昌首义爆发，毅然转向共和革命，积极参与组织武昌首义和推动辛亥革命向全国发展，在制定军政府条例与共同制定《鄂州约法》中成就斐然，为民国初年的共和宪政做了非常重要的铺垫。　　在民国初年，汤化龙全力投身于全新的共和宪政事业，醉心于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先后担任共和建设讨论会会长与民主党、进步党、研究系的党魁，同时还先后担任北京临时参议院的副议长和民初第一届国会两次常会的众议院议长，全面创建了“国家重心力”理论与“调和论”宪政思想，在创建共和宪政与运行共和宪政方面努力奋斗。　　在保卫共和宪政方面，汤化龙始终冲在前面，他领导进步党参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并取得胜利，还率领研究系骨干帮助段祺瑞粉碎了张勋复辟，两次参与再造共和宪政。依据“国家重心力”理论，他把创建共和宪政的希望先后寄托在袁世凯和段祺瑞身上，但袁世凯不走共和宪政正轨，段祺瑞政府却抛弃了汤化龙，而他的“调和论”理论与实践也遭到了南北各方势力的反对，最终陷于“四面楚歌”的地步，最后被国民党人暗杀。　　本文的结论:在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及其演变中，汤化龙适应各时期宪政的需要，先后依据君主立宪思想、“国家重心力”与“调和论”的共和宪政思想，积极促进各时期的宪政建设，是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的激进派与骨干力量，其积极进取的精神与积累的各种宪政经验都可为后人做借鉴。他始终热衷于西式宪政的形式，对中国的国情虽有一定的认识和关注，但这种关注严重不够，导致西式宪政因不合乎国情而不断流产，他本人也为社会多方面所不容而陷入“四面楚歌”境地，最终惨遭暗杀，教训极其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