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以其“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史鉴精神，“列之案头，歌之场上”尽皆相宜的艺术形式，使其《桃花扇》传奇登上了我国古代历史剧作的顶峰。三百多年来，为之作序题跋、点校评说，不绝如缕，岂止是“充盈箧司，美且不胜收矣”。其中虽然不乏真知卓见，但在孔尚任罢官问题、《桃花扇》的创作主旨及艺术成就等等方面，迄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孔尚任诗文活动的认识、对于他晚年的形迹和创作等则重视不够。笔者的这篇论文，虽然不自量力妄以“新论”作题目，实则多是对旧问题的重新思考。旧题重提，视角不同，方法不同，结论也就不敢附和前人。笔者认为，孔尚任在扬州时提出的性情说，对其文学创作影响深远。孔尚任的文学思想、及其《桃花扇》、及其诗文，都是其“性情”说的结晶。而孔尚任一生的文学活动，在清初文化传统的重建和发展中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孔尚任在其《湖海集》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主张——性情说，并以此作为评论诗歌优劣的标准，并将诗分为风雅两类，风诗为劳人、思妇、遗老孤臣不得志之人的抒怀写志；雅诗则为盛世的歌吟。他的性情说不但抓住了论诗言情的根本，而风雅之分又同时兼顾了清初诗坛遗民诗和大雅元音并存的现实。这就使他不但赢得了清朝诗人的尊重，同时更得到遗民诗人的拥护。这种性情论正是《桃花扇》曲词之美的渊源所在，《桃花扇》在宫调曲牌上使用熟套的同时，做到了词必新警，并具有强烈的令人感性的情感力量。孔尚任罢官后所主纂的《平阳府志》和《莱州府志》，是在康熙皇帝诏令全国修纂方志的热潮中完成的，属于盛世雅音。在重视方志“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时，他在编选艺文志时又以“得性情之正，感风气之和”作为标准。收录于《莱州府志》中的孔尚任的诗文，就是这种“得性情之正，感风气之和”性情诗的表现。本文正是从下列几个方面就孔尚任与《桃花扇》的研究提出拙见：第一章主要对《桃花扇》的“创作主旨”和“结构艺术”、后人对孔尚任的著述整理三个方面的研究现状予以述略，并对孔尚任与《桃花扇》研究中的存疑和本文的创新点、本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第二章主要考察孔尚任的扬州文学活动及意义。继王渔洋之后，孔尚任成为主持扬州风雅的“长官”，直接带动形成了清初扬州在王渔洋之后的又一个诗歌活动的高潮，并以自己的性情诗论和创作为各立家数的清代诗学提供了正确方向；性情说也成为孔尚任文学创作的指导原则。孔尚任在扬州的生活对他自己、对扬州的文学发展和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都很重要，这是孔尚任扬州文学活动的意义所在。如果说孔尚任以诗文活动力图联接由易代之痛所造成的故明和有清两代文化的断裂的话，那么《桃花扇》则以传奇的形式，通过深刻地反思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为现实统治提供借鉴和参考。他关注的依然是清初文化的重建，而他借助的思想体系，正是深厚的易学文化。第三章主要从《周易》的假象见义与《桃花扇》的人物设置、《周易》的“中正”思想与《桃花扇》人物的道德评价、《周易》之名小旨大与《桃花扇》的不奇而奇、《周易》之审微思想与《桃花扇》的忧患意识、《周易》之阴阳对举与《桃花扇》之天然对待法等五个方面，考察《桃花扇》中的易文化。第四章主要考察了《桃花扇》的曲体艺术特征。《桃花扇》在宫调曲牌上以袭用熟套、曲名不取新奇为主：在曲文上则追求词必新警，有旨有趣：或在熟套中重铸新词，或坚持曲白并重、曲白相生，或声韵响亮、情韵相谐，使《桃花扇》在文词和音乐上两美兼擅。第五章主要考察了孔尚任编纂《平阳府志》和《莱州府志》之事，以及新发现的诗文。这对我们了解孔尚任晚年乃至他一生的思想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孔尚任的这两部地方志都是在清朝修志热潮中完成的，不但坚持了孔尚任对待历史的春秋史心，让我们感受到他借府志“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表达他关注现实的热情；而且《莱州府志·艺文志》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不为后世论者所知的孔尚任的诗文，这些诗文也是孔尚任性情的真实流露。笔者之所以评述孔尚任在扬州的文学活动、研讨其代表作《桃花扇》中他对《周易》文化的理解和运用，研究《桃花扇》曲体艺术的继承与创新，评析其纂修府志中教化观念，绝对并非仅仅是因为在这四个方面论者语焉不详，尚有偏颇之见，亦非仅仅是笔者在这四个问题上占有新的资料，有论可补。这四个看似游离无关的方面其实内在精神一致：孔尚任秉承《诗三百》的风雅诗教，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坚持性情论，认为真性情有风雅之别，失意时以风言志，得志时歌大雅元音，但都应以自己之性情，发人之性情。这就使他一生都保持着对历史的关注和对现实的热忱。这既表现在他早年的诗文对于明清之交重建文化传统、继往开来的积极引导作用，他以真性情结社唱和，同时力倡性情说试图扭转清初诗坛宗唐宗宋、各立门派、性情尽失的流弊；同时也表现为《桃花扇》传奇反思历史的成功。他以易学文化构建《桃花扇》的结构和思想意蕴，而在曲文上追求性情——有旨有趣，令人可感可兴。而他罢官后所主纂的两部府志——《平阳府志》和《莱州府志》，其着眼点不仅是体例是否完备、资料是否翔实、其中有多少文献价值的问题，而是倾注了他借以发挥方志“存史、资治、教化”作用亦即关注现实的热忱和真情。诚然，他在“振兴家学”亦即“阐扬儒学”方面的贡献不可忽视，但是，有明覆亡的严酷现实何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的影响，尤其是实学思潮的推动，促使他更加面对现实，即使含冤罢官之后，也仍然是期望老有所为，做些纂修府志的实事，以期表达出他的真性情。一部《桃花扇》亦足以使其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永垂不朽。而这种种积极入世、力图继往开来的精神品格也同样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