珀茨·斯彭德出任澳大利亚外长后,将澳大利亚外交带进了新的历史阶段。他以建立澳美共同参与其中的某个太平洋条约为目标,将澳大利亚与美国建立军事同盟性的防务关系作为他的外交指导方针,以期利用澳美军事同盟来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树立澳大利亚新的外交形象,让澳大利亚获得参与国际事务决策的话语权。为此,斯彭德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参照“北大西洋条约”模式来创建太平洋条约,是斯彭德起初的设想。但他很快发现,太平洋没有“北约”生存的土壤,英国对太平洋条约漠不关心,澳大利亚政界对他的支持也寥寥无几,美国在很长时间对斯彭德的提议予以回避。斯彭德曾赴华盛顿在美国高层面前阐述他对太平洋条约的设想,但直到联合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节节败退,美国为解决对日和平问题才将太平洋条约问题提上日程,把它设计为澳大利亚接受美国对日“软”和平的交换。在1951年2月的堪培拉会谈中,斯彭德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就太平洋条约和对日和约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他最终说服杜勒斯接受了美国必须以正式条约的方式保护澳大利亚的安全作为澳大利亚接受美式对日和平方案的前提条件。会议出台的“澳新美安全条约”草案成为日后澳新美同盟形成的基础。堪培拉会谈之后,英美一度对“澳新美安全条约”的三方形式持否定意向,但斯彭德还是以其机智灵活的外交手段获得了美国对澳新美三方条约形式的认可。由于美国特别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草案部分条款措词的争议,斯彭德和杜勒斯共同主笔对草案中的第七、八条款作出了修改,最终的条约通过三方政府的批准并于1951年9月4日在旧金山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对澳美同盟关系只是个模糊的解释,斯彭德认为必须创建某种机制来执行条约内容,让澳大利亚在美国的军事计划中有最大程度的参与,从而使澳大利亚在涉及澳大利亚利益的全球事务决策中拥有发言权。可美国主导下的澳新美同盟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对条约执行机构的设计,让斯彭德的这一设想最终化为泡影。但毋庸置疑,澳新美同盟的诞生主要是斯彭德的外交成就,它的成立,翻开了澳大利亚外交史新的一页,基本奠定澳大利亚追随美国的外交基调,对澳大利亚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