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出现以来,中央政府不断出台产能过剩治理政策以化解过剩产能,但治理效果并不显著,产能过剩行业的重复建设和盲目扩张仍然屡见不鲜,且产能过剩由传统行业逐渐蔓延至新兴行业。本文认为,一国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直接影响该国的产能过剩,而中国的持续性产能过剩充分反映了市场低效的资本配置。资本配置是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金融结构是金融发展的载体,因此一国的金融结构直接影响该国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由于中国的社会融资以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重较低,所以中国的金融结构被认为偏向于银行主导型。然而,中国的银行信贷资源配置较为低效。鉴于此,中国的资本配置效率很可能受到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双弱”的金融体系的制约。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试图研究金融结构、资本配置效率与产能过剩三者之间的影响路径,具体研究金融结构能否基于资本配置效率的中介效应影响产能过剩。“二分法”金融结构理论将金融结构划分为以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和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以往研究普遍认为,全球金融结构正朝着市场主导型的方向演变。本文试图验证这一演变趋势及其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从金融结构和资本配置效率的角度提出缓解中国持续性产能过剩的解决思路。论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如下:首先,本文创建理论模型证明金融结构基于资本配置效率的中介效应影响产能过剩。具体地,本文基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的信息传递效率优势,构建“包含非产能过剩企业和产能过剩企业的两部门产出增长模型”和“包含投资者和生产者的跨期消费模型”,以及基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对资本产出效率更高的技术创新项目的资本配置优势,构建“引入金融部门的水平创新（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共同证明了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更有利于提升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继而缓解产能过剩。其次,本文基于国际视角根据世界各国的金融发展指标和全球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金融结构能否通过资本配置效率的中介效应影响产能过剩。具体地,本文先构建金融结构指数来衡量一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相对于该国的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比值;采用财务指标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和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产能过剩指数来衡量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基于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的建模思路构建“投资对产能过剩指数的弹性系数”和“金融资源流入对产能过剩指数的弹性系数”来衡量一国的资本配置效率。本文再根据得到的金融结构指数、资本配置效率系数和产能过剩指数,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并同时采用“逐步检验法”和“Bootstrap检验法”来验证金融结构、资本配置效率与产能过剩的中介效应关系。本文对全世界样本的研究发现,金融结构朝着市场主导型的方向演进能够提升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并通过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缓解产能过剩。且本文认为,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各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世界各国的金融结构未来很可能继续朝着市场主导型的方向演进。然后,本文基于中国视角根据中国的金融发展指标和中国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同样的实证检验方法衡量中国的金融结构、资本配置效率和产能过剩,以及检验这三者之间的中介效应关系。本文对中国样本的研究发现,中国的金融结构朝着银行主导型方向的演进反而有利于提升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从而改善持续性产能过剩问题。最后,虽然全世界样本和中国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均证明了金融结构能够基于资本配置效率这一条影响路径作用于产能过剩;但与全世界样本的检验结果不同的是,中国的金融结构朝着市场主导型的方向演进不仅不能够提升反而会降低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本文对此作进一步研究发现,这很可能是受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以及金融结构指数水平较高（主要是金融中介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制约。根据所有的实证检验结果,本文认为对处于经济转轨阶段和金融体系“双弱”的中国来说,并不适合大踏步式的朝着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跨越,因为如此不仅不利于提高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而且很可能加剧中国的持续性产能过剩;但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金融、法律等制度的不断完善,未来金融结构朝着市场主导型的方向演进会更有利于提高市场的配置效率,从而有效预防和化解产能过剩。中国应该在现有金融结构下优先解决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结合研究发现就部分问题给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