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电信诈骗在融入了现代互联网技术以后,诈骗类型增多,手段更为繁杂,在借助现代科技的掩护之下,整个犯罪活动向智能化、组织化、集团化方向发展,有很多犯罪团伙更是形成了“一条龙”式的作案链条,让本来难以应付的“电信诈骗”,进化升级成为了更为棘手的“电信网络诈骗”。G省H市作为珠三角沿海城市,近年来在地理位置优越以及国家政策支持的双重优势下,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一个相当理想的状态。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这种趋利型犯罪而言,以H市各级法院有关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能够较为客观、全面地反映当下该类犯罪的一般特质。有鉴于此,本文为求研究的深度和张力,将在应用理性思辨、历史分析等常规研究方法的同时,重点综合运用文献分析、经验实证和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对H市各级法院2016-2020年的审判数据进行总结与归纳,另一方面,亦对走访调研各基层法院所收集到的法官意见与相关案例进行分析,在前述准备工作的基础之上深入剖析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特点及规律,全面梳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治理过程中的疑难点,随后再结合社会学视角与法治视角提出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有效路径,希望藉此为司法实务界作出微薄贡献。本文除引言与结语外,总共分为五个部分,字数大约60000字左右,其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部分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本概况进行介绍,主要从犯罪的历史流变以及概念的界定两个方面着手。首先从犯罪的历史流变过程观之,电信诈骗犯罪最早起源于9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起初也仅仅只是针对岛内居民实施诈骗行为。诈骗集团进入大陆地区后,依靠大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人多地广的优势,短短几年间,仿佛找到支撑其犯罪发展的理想温床,电信诈骗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在我国各地开枝散叶。其次从概念界定的层面进行论述,实务界与理论界对这种新型犯罪类型有着不一样的解读习惯,例如“电信诈骗”“网络通讯诈骗”“电信欺诈”“网络电信新型违法犯罪”等概念均指向的是这一犯罪。然而事实上,应当以“电信网络诈骗”命名该类犯罪更为合适。第二部分对H市2016-2020年法院审理案件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相关规律。具体而言,本文分别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案件数量及被告人人数情况、案件审理情况、案件犯罪形式分布情况、案件犯罪形态分布情况、涉案金额基本情况、案件被告人群体特征基本情况、案件被害人群体特征基本情况、犯罪手段基本情况等八个方面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特点进行详细的描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特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其一,诈骗手段多样化、科技智能化。近年来,诈骗分子充分利用了信息数据的庞大性与复杂性,不断更新换代作案工具,通过数据爬虫与信息定位等黑客技术破解各类验证码、软件平台系统,甚至是官方通讯系统,获取大量的公民基本个人信息,从而实施诈骗犯罪。其二,诈骗过程具有非接触性、隐蔽性。诈骗分子利用网络信息技术的线上“非接触性”特点,与各个潜在的受害人取得了“非接触性”的联系,双方只需要动动手指头便可以突破时空的界限传递消息。其三,诈骗团体组织化、专业化程度高。为了谋求更大的犯罪利益,越来越多的诈骗分子开始告别过去的“单兵作战”模式,开启了新的“抱团战斗”模式。其四,社会危害性呈大幅度增长之态势。一方面,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严重的侵害,另一方面,在巨大利益的催发下,衍生出一系列犯罪行为,使得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捉襟见肘”。其五,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难。主要体现为取证难、缴赃难、定性难、惩治难四个方面。第四部分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成因进行详细的描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成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其一,犯罪成本过低,导致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道路。其二,民众防范意识过于薄弱。其三,刑事立法规制层面的缺失。其四,行业监督管理的失范。其五,疫情席卷的影响,越来越多失业人员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第五部分则是在总结上述内容的基础之上,归纳出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防范对策。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防范对策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其一,加强刑事司法体系建设,营造良好司法氛围。其二,健全电信网络诈骗法律法规,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其三,加强国际合作,提升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能力。其四,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其五,提升防控技术水平,加强自身硬实力。其六,构建社会联动作战体系,提升联合作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