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面对内忧外患的国情与思想上佛道之学的挑战，儒者对传统儒学进行思想上的恢复与重建，由此形成了众多思想流派。《周易》所蕴哲理精奥，含涉自然与社会之各种事物，具有自身独特的系统性与理论性，为阐发政治人生理想与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有力支撑。儒者多对其进行注解与诠释以期构建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程颐著有《伊川易传》，苏轼著有《东坡易传》，在儒家经典诠释和本体论建构方面均作出卓越贡献，对中国古代易学史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二人虽处相同时代，但学术思想却存在较大的不同。通过对洛蜀党争的分析，从中能瞥见二人学术分歧的一隅。在学术思想不同的情况下，二人易学思想方面也就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源于二人不同的思想渊源。程、苏二人易学皆承袭王弼易学思想的大部分内容，同属义理易学一派。但程颐受胡瑗等儒学大家影响较深，本质上是不折不扣的儒家思想，解《易》亦主阐释儒理;苏轼易学有其家学渊源，以儒为本，同时又熔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炉，在解《易》中更加倾向于吸收庄子思想，以庄子为解《易》之蓝本。在此基础之上，二人精深研《易》，历经数载，分别作出《伊川易传》与《东坡易传》，这两本著作是二人一生思索之结晶。
　　二人易学思想上的不同，从易学观上看，首先在对《周易》性质的认识上，程颐、苏轼二人都将《周易》一书看作是阐发圣人之道的经典。程颐认为《易》是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的，直接反对以《周易》进行卜筮。苏轼则认为《易》是尽人情之变的，虽初为卜筮之书，但反对以此书求神于卜筮。基于对《周易》性质的认识而二人产生了对象数义理的不同看法，程颐极为重视义理，解《易》之象数只作义理阐发的工具，对《河图》《洛书》持否定态度;苏轼也注重义理阐发，但他对象数之研究多于程颐，在解《易》过程中的应用也更多，且肯定《河图》《洛书》的存在。
　　从解《易》原则与方法上看，二人都注重对《周易》文义的疏解，解《易》体例都是以王弼解《易》方法为基础作了一定的扬弃。程颐解《易》在“取义说”的基础上注重“时”，采取“随时取义”的原则与方法;苏轼解《易》注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提出“卦合爻别”的原则与方法。
　　程颐、苏轼二人由对《周易》的注解，逐渐构建起各自的学说体系。在程颐的学说体系之中，“理”是本体，作为最高范畴而存在，“易”是体认“理”的呈现;而苏轼把“道”作为其体系的最高范畴，“易”则是体认“道”的途径。与天道论相应，程颐认为“理”至善无恶，由于“性即理”，性也为善，而情为恶;苏轼则认为人性善恶并非性之本身，性情皆是无善恶的。二人进而提出不同的理想境界与修养方法:“诚”“敬”与“无心”，以求通过各自的修养方法达于圣人之境。
　　总体来看，在北宋儒学受到佛道之学冲击的学术背景下，程颐和苏轼将对圣人之道的阐发与个人境界的提升作为治《易》的最终归宿，维护了儒家伦理秩序，促进了价值观念的回归，同时对宋代易学以及儒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虽然苏轼易学在学说体系上并未能及程颐细致宏阔，但其“性无善恶”的思想影响较大，在对《周易》诠释和儒学体系建构等方面亦作出积极贡献;程颐建构了以“理”为核心的学术体系，对宋明学术界乃至后世之影响都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