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题材小说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出现于文坛,在不同的时代和区域中体现了不同的风貌。本文主要讨论在抗日战争成为历史事件的50年代,是如何被小说以故事的形式所讲述的,并探讨这些故事的外在叙述动力与故事文本内部意蕴的偏离、矛盾之处。论文主要从抗战英雄的故事、汉奸地主的故事、人与“鬼”的故事展开讨论。其中抗战英雄的故事,讨论了作者如何将残酷环境中的抗战英雄故事以小说故事形式展现给读者的,在故事讲述中,作者力图告诉我们:这些传奇故事并不像传统的传奇小说那样完全靠个人的英雄行为除暴安良,他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受到党的培养,并且在党的光环下左右逢源,这是其叙事的主要动力。但是在文本内部,抗战英雄故事的神奇化叙述,却成为了读者的主要审美关注点,从而导致了作者意图的边缘化。最终审美性盖过了原设的叙述动力。汉奸地主的故事讨论了“汉奸地主”这一重要反面角色给抗战带来的种种阻力和损失,故事叙述中,作者要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汉奸地主占有土地财产,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打倒他们,这也契合了当时的土地政策。但是这时期广大阅读受众的心理回应是:要剥夺地主的土地财产,占为己有。从而我们看到:广大农民的目标是占有土地财产,但是有了土地财产之后,就与作者所要传达的信息——地主因占有土地是我们的敌人这一点出现了矛盾。“人”与“鬼”的故事,讨论了从阿Q眼中的“假洋鬼子”到50年代的“日本鬼子”这一过程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状态,作者以高昂的民族乐观情绪叙述了凶残愚蠢的日本鬼子以及“鬼”→人→“鬼”的转化。作者力图告诉我们:我们的抗战是伟大的神圣的,我们可以将“鬼”变成抗战的力量。但是从文本内部我们看到,抗战中我们对抗的是一批愚蠢的日本鬼子,抗战某种程度上成了一出滑稽戏,“日本鬼子”成了戏中的“丑角”。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作者写作的意图,并且“鬼”→人→“鬼”的转义本身就是一个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