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建立起了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福利国家制度,实现了经济的恢复和腾飞。但是,到了60、70年代,这些国家又纷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群众抵抗运动。所以,为什么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发展还不错的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民众对国家政权的认可度却越来越低,大众普遍对政治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对此问题,哈贝马斯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这就是他所构建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是他在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为其领导下的研究小组制定的研究计划和参照。他在构建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阶段所提出的问题,在他后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交往行为理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才真正得以解决。哈贝马斯借助卢曼和奥菲的社会系统理论研究方法,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经济系统、政治·行政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干预活动在全社会范围内展开,由此社会分化程度也不断提高,政治·行政系统逐渐在三个系统中占据优势地位,支配和调节着另外两个系统。以行政计划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国家干预活动,不断地入侵经济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打破了经济系统自身独立的运行逻辑,附带地破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幻象。经济系统与行政系统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断消耗着社会文化系统内部所仅存的大众忠诚。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系统所发生的危机会以行政系统为中介传导至社会文化系统,使得曾经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统治阶级通过经济生产过程而主导的非政治性统治手段,越来越曝光在大众的视野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认识到了资产阶级民主理论的“虚伪性”,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经济危机最终会导致人们对国家政权的认同危机。这是由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在根本上会不断地吞噬普通大众的社会公共福利。虽然,哈贝马斯提供了一种考察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新思路,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哈贝马斯对以卢曼为代表的社会系统理论研究方法的引入,导致了他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范畴的片面理解。哈贝马斯将“经济”当作“经济系统”来理解,而经济系统中所发生的危机,在不变更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都可以通过国家干预进行成功的调节。虽然哈贝马斯也非常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和暂时性,但是他为研究的便利牺牲了马克思主义中“经济”范畴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