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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资本市场历经三十年发展,市场化程度逐步加深,市场环境也逐渐完善,然而高管天价薪酬、高薪酬低业绩这样令人费解的现象仍屡见不鲜。高管薪酬的制定是公司治理的重要一环,建立以公司绩效为导向的高管薪酬激励契约既是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关键手段,也是促进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内在追求。
已有研究发现,有许多因素会影响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激励契约,其中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日渐壮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举一动无论是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还是外部监管,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有文献主要探究了机构持股比例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和薪酬粘性的关系,却很少关注机构投资者的主观行为,这给本文留下了一些探索空间。尤其在2012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修订并发布了《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1号——投资者关系管理及其信息披露》条款后,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调研行为可以较容易地被投资者观察与分析。因此本文立足于上市公司每年度被机构投资者调研的次数以及调研机构家数,采用2014-2018年深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检验了机构投资者调研强度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并考虑股权性质的差异分组讨论了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调研有效提高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降低了高管薪酬粘性,并且这种公司治理效应对非国有上市公司更为显著。
已有研究发现,有许多因素会影响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激励契约,其中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日渐壮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举一动无论是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还是外部监管,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有文献主要探究了机构持股比例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和薪酬粘性的关系,却很少关注机构投资者的主观行为,这给本文留下了一些探索空间。尤其在2012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修订并发布了《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1号——投资者关系管理及其信息披露》条款后,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调研行为可以较容易地被投资者观察与分析。因此本文立足于上市公司每年度被机构投资者调研的次数以及调研机构家数,采用2014-2018年深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检验了机构投资者调研强度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并考虑股权性质的差异分组讨论了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调研有效提高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降低了高管薪酬粘性,并且这种公司治理效应对非国有上市公司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