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张曼涛所说:“中国佛教第一个最伟大的创举，不是研经学教，倡宗立派，或建寺造像，而是懂得自东汉以来，记录译人所译述之经目，整理散失之译著，使得后人得能循目收集，编成大藏”。道安《综理众经目录》和僧祐《出三藏记集》是两部早期的佛教目录，是汉文大藏经史写本阶段的酝酿时期，对它们进行研究对进一步研究佛教文献，对了解整个大藏经史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出三藏记集》是梁以前众多佛经目录中除《众经别录》外唯一流传至今的著作，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现存最早的保存完整的佛经目录。《综理众经目录》已经亡佚，所幸其内容基本被包含在《出三藏记集》之中，因此通过《出三藏记集》可大致见其面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综理众经目录》与《出三藏记集》的梳理，比较它们在结构、分类和目录学术语等方面的异同，从而探讨早期目录学的发展轨迹。　　前人的研究: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的“宗教目录篇”、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都曾分别对《综理众经目录》和《出三藏记集》的结构和内容进行简单的介绍。陈士强的《佛典精解》对《出三藏记集》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到二级类目，但没有关于《综理众经目录》和《出三藏记集》的比较性研究。苏晋仁在其所校的《出三藏记集》序言中对两录的结构和内容上的关系和差别都有所论述，但没有关于两录结构和术语的系统比较。方广锠的《关于江泌女子僧法诵出经》对《综理众经目录》和《出三藏记集》在疑伪经和抄经的问题上作了深入、全面的阐释和研究。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也对《出三藏记集》有所探讨，如董群、王艳秋的文章《从目录学的角度看佛教——谈谈<出三藏记集>的目录学特色》就对其著录的特点持有一定的看法。总的来看，在此前的学术界，对早期目录学的研究虽有所涉猎，但研究尚不成系统，这给本人研究该课题带来了一定难度。本文主要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式，从不同角度探讨“两录”的异同点，为研究早期目录学的发展过程提供一些思路。　　本文分四部分论述:　　一、介绍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以下下简称《安录》）与僧祐《出三藏记集》（以下简称《祐录》）的结构、分类、著录。　　这部分是对这两个早期的佛教目录进行梳理，以利于下一步的阐发和论述。　　本人在仔细阅读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对两录的结构和分类作了说明。面对以往研究资料在看法上的差异，本人经过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做了具体的阐发和论述。　　如在《祐录》“新集经论录”的著录方法上，目录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代录”，一种观点认为是“译者目录法”。本文对这两种观点作了一定的介绍和分析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对此观点作了论述。　　本文认为所谓“译者目录法”，就应以“译者”为第一分类原则。而《祐录》的“新集经论录”按照时间的顺序，依次罗列译人，把时间作为第一分类原则，译者作为第二分类原则。所以，把《祐录》说成“译者目录法”，并不妥当。它应该属于“代录”。　　所谓“代录”，指按朝代著录佛经的目录。根据目前的资料，形态完整的代录，最早出现在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中。“新集经论录”虽然没有明确划分朝代，但它按照从两汉到南北朝的时间线索罗列诸经，朝代交递的线索很清楚。应该指出，《祐录》是早期的佛经目录，当时中国的佛教目录尚处在探索期，《祐录》的“新集经论录”可以看作是后代“代录”的雏形。《祐录》没有按朝代著录佛经，没有关于每个朝代出经状况的概括性说明，确是它结构上的缺陷，这也体现了早期经录学的不完备性。　　二、从《祐录》看道安与僧祐对目录学术语的不同认识和理解。　　这些术语包括“疑经”、“伪经”，“抄经”，“异出经”，“失译”，通过比较道安与僧祐在目录学术语认识上的异同，看出目录学术语在内涵、外延上的发展过程，以及对后来的目录学所产生的影响。　　本文在这里投入了较多的篇幅。如在分析“疑经”、“伪经”时，从伪经产生的途径，真经与伪经的特征、判定疑经、伪经的标准等多种角度对道安与僧祐在“疑经”、“伪经”上的不同认识做陈述和剖析，看出两者的不同认识，从而比较出目录学术语的逐步发展过程。　　如道安认为伪经的产生是由于好事之徒把伪经与真经杂糅、混淆。僧祐认为伪经产生的方式有两种:　　一、杜撰者依据一定的真经，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想，随意发挥的经典;　　二、经典全部是伪造者虚构的，为了得到人们的认同，被假饰成真经的面目出现，以混淆视听。　　在真经、伪经的特征上，僧祐是从内容、语言两个方面来把握的。僧祐认为真经思想深刻，意蕴深远;伪经的言辞文意，粗浅杂乱。僧祐还指出伪经“文偈浅鄙”。　　关于僧祐判定疑经、伪经的标准，本文不仅在《祐录》序文中挖掘资料，还详细地查阅了经录的正文，经录后的说明项，以及经目后的双行小字，并通过五个方面阐述:　　第一，僧祐在“新集疑经伪撰杂录”中指出，疑伪经的特点是“或义理乖背，或文偈浅鄙”，亦即内容与文辞是僧祐判断伪经的两条标准。　　第二，僧祐在“新集疑经伪撰杂录”中将《提谓波利经》、《寳车经》、《菩提福藏法化三昧经》等三部经典判为伪撰，他认为凡是后人撰写，而又自称为“经”者，一律应该判为伪经。这就是僧祐判伪的又一个标准。　　第三，僧祐在“新集疑经伪撰杂录”中提出“依经抄集”的经典为伪经。　　第四，根据某人的经历来判断其所撰经典的真伪。　　第五，根据历史上有关佛教典籍的记载来判断疑伪经。　　在“抄经”的问题上，本文归纳了《祐录》中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抄经，一种从性质上说属于现代文献学中的“编译”;另一种是从佛经中摘品撮段拼凑成的“抄经”，没有一定的轨范，只会误传佛的本意，使人无法了解佛法的真意，僧祐认为应以杜绝。本文还浅述了《祐录》中的“抄经”对后代佛教经录的影响，对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和《祐录》在抄经上的不同认识作了比较。　　关于“异出经”，本文通过《祐录》分析了它产生的原因:一是梵文语义深奥，所以翻译的结果多样，二是因为译者的才能、爱好各有不同，三是有的译本，译风朴实，有的译本重视文采。翻译的内容也有详略之分。还有一些原因也造成佛典异出。如因时代、地域的阻隔而导致前后重译，即前人译出，后人并不知晓;或在两地分别译出同一经典等。　　三、从结构看《祐录》与《安录》的关系。《安录》基本被包含在《祐录》之中，《祐录》对《安录》有所调整和增补。此部分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一级类目、二级类目和经典的顺序作了细致的分析和说明，阐释了早期佛教目录学在结构上的发展轨迹。如在一级类目上，《祐录》新增了“撰缘记”、“总经序”、“述列传”三部分。在二级类目上，《祐录》“铨名录”比《安录》新增“十录”。新增录目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与《安录》原类目的性质类似，一种为僧祐新创。　　①与《安录》原录目相类似的新增者有二录，一、“新集续撰失译雑经录”，收录未详译者或传抄者的失译经和抄经，按有经本传世（有本）的在先，无经本传世的（阙本）在后的顺序编排，性质与《安录》的“失译经录”、“凉土异经录”、“关中异经录”、“古异经录”相同;二、“新集疑经伪撰杂录”，新收入的齐梁时伪经，性质与《安录》的“疑经录”类似。　　②僧祐首创的录目有八录。包括“新集异出经录”、“新集律分为五部记录”、“新集律分为十八部记录”、“新集律来汉地四部序录”、“新集表序四部律录”、“抄经录”、“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喻疑”。　　此处还论述了《祐录》调整后的内容对后来传统目录学、佛教目录学的影响，并对新增部分的存在价值进行评价，这些论述对研究后来的目录学有着一定的铺垫作用。　　如在介绍《祐录》新增的三个一级类目时，说明它们不仅在以前的佛经目录中不曾出现，而且后来的佛经目录也不再著录，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么，应如何看待《祐录》新增加的三个部分呢？　　“撰缘记”是对佛经和译经起源的介绍，是全录的铺垫，可以看作是《祐录》的一个全面、丰厚的序言。　　“述列传”记载著名译师、高僧的传记，是对“铨名录”在译经年月和人事上的补充。《祐录》之后的佛经目录虽不再单设“述列传”，却把译者传记分散著录在各经名后的说明项中，所以“述列传”的内容在后来的佛经目录中还是存在的，只是在著录的形式上有所变化而已。　　“总经序”记载了大小乘、经律论的序言和题记。关于“总经序“是否可以收入经录，还是颇有争议的。古人曾批评《祐录》的“总经序”“淆乱了经录的体例”，认为它不属于经录的范畴。确实，从佛教目录学的角度来说，经序和题记是不应该入录的，它的出现造成了佛经目录在体例上的混乱。“总经序”更应该放入类似于佛教“序、引、跋、记”性质的文献学资料汇编。　　经序是颇有史料价值的内容。方广锠先生曾说:“典籍是我们研究佛教的基本资料，而序引跋记浓缩了关于典籍的大量信息，所以序引跋记在佛教研究及佛教文献学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虽然《祐录》的“总经序”从体例来讲不甚妥当，但它在资料的保存上却功不可没。　　四、在目录学上僧祐对道安的重要突破以及《祐录》对后代的影响。　　这里从结构、目录学术语、著录和资料的搜集等四个角度阐释了《祐录》的突破和贡献，是对全文的归纳和总结。　　论文的创新点:　　1、以前也有学者对《安录》或《祐录》进行研究，但却没有对两者作系统地比较研究的论文，因此，从这点来看，本文是有所创新的。　　2、本文首次对早期佛教经录《安录》和《祐录》中的术语进行比较　　通过本文的比较、分析、论述，发现从道安到僧祐的中国早期佛教目录学虽然还很不完备，但已经展现了佛教目录学从粗糙到逐渐成熟的发展轨迹，因此，对进一步研究后来的佛经目录还是很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