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中国文明在“轴心时代”“精神突破”的语境中反思《庄子》哲学的问题,探讨《庄子》思想以何种方式参与了中国的“精神突破”,论文聚焦于以下方面:首先,在符号化表达形式上,《庄子》突破了夏商周“三代”脉络下宇宙论帝国秩序的神话的符号化表达,建立了一种与“精神突破”相关联的新的符号化表达形式,这就是“寓言、重言、卮言”。其次,在宇宙论问题上,《庄子》对前“轴心突破”的原初宇宙经验进行了转化,这就是将原初宇宙经验整体内部的以类比方式建构的王与神、社会与宇宙的同质化经验,分解为包括天地万物在内的世界以及世界的超越根基,天道不再被理解为世界之内的事物,而是世界的超越根据。原初宇宙经验具有紧凑性,也就是天地、万物、社会与宇宙都处在浑然未分的整体性之中,这种紧凑性的真理随着礼坏乐崩而瓦解,《庄子》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语境中,重建世界的形而上根据,以此回应生存的根据问题。再次,在生存方式上,“轴心突破”之前的“三代”秩序之下,个人的生存被以宗法共同体的资格与身份归属捆绑在集体主义生存样式中,而《庄子》通过对心性秩序的发现,尤其是“游心”的精神性生存进路,突破了集体主义生存形式。他将礼法秩序中的共同生存贬抑为“方内”的生存,建构了一种“游方之外”的精神化生存道路,个人必须以个体化方式见道,见道即是证会本真的自我,故而在《庄子》中“见道”即“见独”。通过分辨“方内”与“方外”,《庄子》开启了人与“天道”直接交通的模式,不再经过礼法秩序的中介,而可以在内在心性中“见独”,而“见独”的工夫进路为“外物”与“兼忘”,即在意识过程中消解对天地万物的执着,而达到“未始有物”的“玄冥”之境。最后,在“浑沌”问题上,同样是中国语境中的“精神突破”方式,儒家采取的进路是告别原初宇宙体验那种紧凑而浑然的秩序,以“礼”的秩序突显“名”的确定性,同时又以“仁”充实“礼”,这种“仁礼合一”的儒家进路,在《庄子》语境中仍然是把超越性的精神囚禁在“方内”,更为重要的是,儒家将秩序建构为“浑沌”的对立面,而《庄子》的秩序观则是包含了“浑沌”的大秩序观。这就是以“浑沌”为背景构建秩序,并始终保持着向“浑沌”的开放,在个人的生存境界中,以“浑沌”性的意识超越了由“礼”与“名”带来的限定性与凝固性,从而保持了秩序的流动性与开放性。《庄子》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的“精神突破”运动,不仅为中国的“精神突破”带来了“寓言、重言、卮言”的符号化表达形式,而且提供了一种“游方之外”的精神化生存的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