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处于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紧张、世俗精神与民族精神的紧张、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紧张、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等等，王朔正是在这样一种充满矛盾诉求的悖论式语境之中出场的。王朔一出场，便被误读成一种反叛的符号，负载着历史的重任。其实，王朔是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肯定了主流文化体系的价值模式。 第一部分：王朔出场的文化语境：在与精英文化的冲突中产生意义 随着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工程的启动，中国的世俗化、市场化的时代已到来，对于这一形成中的世俗社会及其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的不同态度，正在成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内部分化的一个显著标志。这集中表现于九十年代人文精神的讨论。这是知识分子对当今的社会文化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知识分于认同危机与角色危机的一种值得关注的回应方式，是人文知识分子对于自己边缘出境的一种反思与抗拒。王朔在这个语境中以反“人文”的大逆不道的姿态出场，自然会成为人文精英的众矢之的、矛头所向，何况王朔对知识分子毫不手软的贬斥态度呢？“人文精神”提倡者对王朔大打出手，恰恰反映了他们对自身的边缘化处境的焦虑、不满和抗争。 第二部分：歪打正着：作为解构主义例证的文本分析 解构主义的立场有显在和潜隐的两个层面。解构作为一种实践操作，其内在的层面主要表现在文本的意义层面上，即对原有启蒙的宏伟主题叙事和存在寓言的深度叙事的拆解，其主要表现是叙事的碎片化、意义的空心化和深度的取消；而另一种显在的解构主义写作则是在表层话语中直接表达其反讽、戏仿和嘲弄的姿态（朱文、徐坤、邱华栋）。王朔的解构策略则是在语言层面上展开的，而以观念或意义的最终被解构而收场的。 王朔主要用两种方式来进行语言解构的：一是通过语言配置，也就是对话语的原初背景的置换，从而达到一种修辞效果。再就是通过语言呈现，即语言组合产生的意指。也就是语境的作用来对某种价值禁忌、现存秩序。既定权威进行戏弄和调侃。 王朔机智地通过弹性语言空间的设置，将话语既有的对峙与紧张的内核消除，同时将语境预设为“成人”与“孩蜜”的话语游戏，从而达到对政治历史的软性消除。 第三部分：自恋与受虐：市民意识形态的经典化 王朔所代表的大众文化只不过是主流文化的一次口声。回为他的人物陷入了同一类的秩序，在那里外在的无价值掩盖了内在的价值取向，‘因为某种同质的没有生命力的，缺乏个体性的行动最终是为总体性服务的。王朔的人物用肯定性的方式沉溺于对自身的信任中，以陶醉的方式对待历史的压迫，或者说，在受虐的同时通过自恋来获取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