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新记公司复刊《大公报》时，提出了“四不”主张，打出了“文人论政”的鲜明旗帜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商业报纸。这张报纸秉持着一贯的“敢言”精神，以犀利的眼光审视社会、褒贬是非。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的纷争局面为《大公报》评议时事提供了更丰富的语料。笔者依据内容对1161篇《大公报》社评进行的多维度量化统计。发现政治问题是《大公报》关心的重点；对国共两党以批评为主，尤其是对国民党的批评远多于对共产党的批评，且涉及各个领域。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和对人民的关怀，痛恨战争的《大公报》发出了对战争双方的批评，也因此陷入了在国共之间的夹缝中生存的悲惨境地。面对两方面的批评，《大公报》一再声明其“中立”立场和客观态度。尽管《大公报》的反战呼声被隆隆的炮火声淹没，但其社评的良好品格和内在的传播策略对于当下的媒体仍不乏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