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米埃尔兄弟最初的拍摄活动标识着纪录电影的开端,并确立了两种纪录电影的雏形,即“对现实的描述”和“对现实的安排”。这代表了记录电影的两个极端,记录电影的全部历史便是在这两个极点之间形成和发展的,现代的电视新闻也是用电视画面对现实事件进行描述,但局限于时效性而缺乏历史纵深感。纪录片《台北故宫》播出后,有赞赏也有争议。我认为这是一部不同于其他历史类纪录片的历史纪录片,其创作特点可以反映出对“新纪录片运动”的反思和对历史纪录片表达的探索。这是一部没有能进入现场拍摄的纪录片,本文将对《台北故宫》的表现手法和影像资料的运用进行探讨,运用影视史学、叙事学和视觉意象建构方面的理论分析片中对新闻影像资料进行使用研究。新闻影像无疑属于“对现实的描述”,纪录片的影视叙述则属于“对现实的安排”。整部影片中,“对现实的描述”和“对现实的安排”通过剪辑杂糅在一起,构成了影片情节推进的基本方式。在拍摄完成时,新闻影像自身已经具有了明确的视觉意象,而在《台北故宫》中,原有的视觉意象被拆散,仅保留“象”或两者都舍弃而用来完成纪录片的叙事。但不管是过去的黑白新闻影像,还是近代的彩色影像资料,即使其视觉意象在纪录片中已经被重构,但都反映了媒体视角的台北故宫,给现在的观众提供了直接的台北故宫过去的景观感受,而如此众多的影像资料中,不乏普通民众自发的记录,这样的一种民间影像记忆,也反映了台北故宫与台湾民众的心理距离,是其文化影响深入民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