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左右的民国是一个变幻莫测的年代。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殖民入侵仍在继续,封建军阀内部的连年混战亦未消停,又有“五四”以来各种新思想的广泛传播……时局动荡和种种历史事件带来的,是近代中国漫长而痛苦的转型蜕变,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不均,不同地区间差异明显。自明清以来便旅居在外的徽州人士,一面目睹着外部世界(如上海)的日新月异,一面眼见着家乡社会(徽州地区)的衰败景象,一种焦虑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他们在接受“五四”新思想洗礼的同时,对家乡社会产生了强烈的改良愿望,由于常年旅居在外,旅外徽人在侨寓地创办了一批针对家乡的刊物,并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旅沪徽人同乡团体“徽社”及其所办刊物《微音》,就是其中的典型。1923年,旅居上海的绩溪青年学子程本海、邵雪奴、胡梦华等人,在胡适、汪孟邹的提议发起下,成立了“绩溪学社”并创办旬刊《微音》,次年“学社”更名“徽社”,改《微音》为月刊继续发行。作为“徽社”与家乡互通消息和进行启蒙表达的官方媒介,《微音》从创刊之初就明确了“联络乡谊、研讨学术、改造乡土”的宗旨,并势要成为“我徽州人的喉舌”,在当时的旅外徽人同乡和家乡群众中颇有影响,本文即是对这一徽人学子团体及其所办刊物进行的一次较为全面的考察研究。第一章作为背景介绍,主要交代了自清末至民国时期,旅外徽人群体的基本情况。从早期的徽商到后期徽人学子的加入,民国旅外徽人数量依然蔚为壮观。本章从地缘纽带、学缘基础和媒介关系三方面,对民国时期的旅外徽人群体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展示,并且梳理了自清末至民国时期一些主要的旅外徽人团体,为进入研究主题做好相关铺垫。第二章正式介绍“徽社”学子群与《微音》。本章分别介绍了“徽社”与《微音》的发展轨迹、运作模式和刊物的内容构成、宗旨等基本情况。笔者认为“徽社”与《微音》的发展是一个递进的轨迹,作为一种组织,“徽社”还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管理方法和刊物的运营模式,而《微音》则是一份以言论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其目的在于“改造乡土”。第三章主要围绕《微音》的文本展开研究,通过对《微音》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到“徽社”群体对家乡进行了各类启蒙表达。他们极力提倡新式教育,特别是陶行知发起的平民教育运动,宣扬“五四”以来的新思想新文学；他们批判旧制陋习,对家乡的公共建设事业如交通、农桑等积极推动,并对家国战事表达了密切关注。在“徽社”学子进行启蒙表达的同时,他们也在建构一幅想象中的美好“新徽州”图景。第四章则对“徽社”群体的身份认同和社会交往进行了考察。共同的地缘纽带联结起了旅外徽人群体,“徽社”的本质属性是同乡组织,由于都是求学在外的青年,他们的聚合还有一层学缘上的相近关系。双重身份认同决定了他们所呈现的社交网络,他们重视社员内部的联结,通过“社员通讯录”和一系列社务活动增进社员间的联系往来；在外部交往上,他们与胡适、陶行知两位皖籍名人来往密切,与其他徽人团体和家乡政府也有相关互动。然而这种外部交往并没有超越“同乡”的范围,是一种自封的、有限的交往。第五章是全文的升华,将“徽社”和《微音》推回至彼时的时代背景中,以更加宏观、深刻的视野来对其加以透视分析。由于民国特殊的时代环境,旅外徽人的生长故里徽州和旅居地上海在近代以后差距日大,徽州作为传统的乡村社会已开始式微,而上海在近代开埠之后发展迅速。“徽社”也好,其他旅沪徽人团体也好,他们在上海始终无法进入城市的“内心”,在家乡与城市间的游走徘徊,和身份角色带来的尴尬处境,令旅外徽人们倍感焦虑。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窥探旅外徽人报刊活动带给我们的一些意义和启示,如身份认同与刊物立场的关系,区域文化和刊物走向的关系等。最后的结语,笔者对文章做了概括性总结。首先肯定《微音》在联络乡谊、启蒙家乡上发挥的正面作用,它既是乡人获取客地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是徽州人将区域文化对外发散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强烈的家乡观念,又使“徽社”群体始终徘徊在家乡和城市之间,一种既想融入都市,又不愿割舍家乡的矛盾心态,在他们身上尽显,然而最终却导致了两者的尽失。这种现象抛给我们一个疑问,它究竟是“徽社”与《微音》的个案现象,还是民国时期旅外徽人团体及其所办刊物的普遍结局,这或许更值得我们思考。